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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爲《離騷》里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楚簡里的“三楚先”,理由是:一,屈原活動的年代和葛陵楚墓墓主人平夜君生活的年代相去不遠,前者大致是在戰國中期、晚期之間[17],後者大致在戰國早期、中期之間[18],相距不過百年。二,屈原和平夜君的地位相當,屈原是楚武王之後,曾任懷王左徒,爵在上大夫之列[19];平夜君是楚昭王之後,生前是楚國封君,爵在上卿之列[20],二人都是與楚王同姓的上層貴族。在這種背景下,屈原所說的“三后”和平夜君所說的“三楚先”既然都是用來指稱“國人共知之”的三位先祖,其所指相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汪瑗沒有見到楚簡,僅僅根據文獻中的一點綫索就推測出楚人所稱“三后”包括祝融和鬻熊,在《楚辭》研究諸家中獨與楚簡“三楚先”相合,允為卓識。他沒有想到老童,大概是因爲在文獻記載中老童沒有什麽顯赫的作爲,其實老童見於先秦兩漢文獻[21],是楚的始祖,被列入祀典是很正常的。祝融和鬻熊在楚先祖中的地位很高,學者們引述頗詳[22],茲不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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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附帶討論一下穴熊是否屬於“三楚先”的問題。新蔡簡中屢見穴熊和老童、祝融一起受祭,如:
(17)
(18)
(19)
(20)
(21)
(22)
(23)
除(19)外,其他幾條簡文不是在“老童”之前殘缺,就是在“祝融”之前殘缺。不只一位學者根據這幾條簡文得出“三楚先”是老童、祝融、穴熊的結論[23]。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無法解釋鬻熊和老童、祝融合稱“楚先”的現象,於是就猜想穴熊和鬻熊可能是同一位先祖。這種觀點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根據文獻所載的楚人先祖世系,穴熊和鬻熊是不同時代的兩位先祖,並不相混。鬻熊在楚人先祖中地位顯赫,文獻多有記載[24],而穴熊只見於《大戴禮記·帝繫》(“穴”誤作“内”)和《史記·楚世家》,而且並無事跡可言。如果鬻熊和穴熊是同一先祖名號的異寫,那麽很難解釋這個先祖的事跡在“鬻熊”和“穴熊”名下的分佈何以如此不平衡。再從名號用字上看,楚簡中鬻熊之“鬻”或以爲從“蟲”省聲[25],或以爲就是“毓”字或從“毓”省聲[26];而穴熊之“穴”寫作“穴”或“
包山簡這個字是從“女”、“蟲”省聲,古音在冬部。它和在質部的“穴”字不會有什麽關係,因而簡上這一楚先祖名是穴熊的可能性應該排除。[27]
所以鬻熊和穴熊不可能是同一人。
不過黃德寬先生卻認爲“穴”聲和“毓”聲有可能相通,他說:
古音學家將“流(省水)”聲的“流”、“旒”、“琉”等歸入幽部(來母),而從“穴”聲得“貁”(狖)也在幽部(喻母),因此,讀“毓(
黃先生以此作爲推論“穴熊”卽“鬻熊”的根據。其實段玉裁早就指出,《說文·豸部》“貁”字說解中“穴聲”的“穴”是“宂”的誤字:
此宂散之“宂”,俗譌作“穴”聲,篆體亦誤,今正。“宂”之古音在三部。[29]
清代治《說文》其他三大家也都支持段玉裁的看法,如桂馥說:
“穴”聲者,“穴”當為宂散之“宂”。[30]
王筠說:
筠案:《廣韻》“
朱駿聲說:
段氏訂此字從宂散之“宂”,謂與“
可見黃先生這個證據是靠不住的。
爲了解決把“穴熊”讀為“鬻熊”所面臨的古音障礙,魏宜輝和周言先生又從字形訛變方面考慮,提出一個新穎的見解:
我们怀疑这个字很可能不是“穴”(或“
我們來比較一下楚簡中同一書手筆下“穴”和“六”兩個字的字形:
不難看出,“六”字和“穴”字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雖然“形體很近”,卻未必“很容易相混”。所以,這條理由恐怕也沒有多少説服力。
其實上文已經説明,不論從傳世文獻上看,還是從楚簡上看,鬻熊和穴熊都不可能是一個人,所以黃德寬等先生的論證是沒有必要的。他們之所以要證明鬻熊和穴熊是一個人,就是因爲他們認爲穴熊屬於“三楚先”,而鬻熊也屬於“三楚先”,楚人的祀典中不應該有兩種組合的“三楚先”,所以穴熊和鬻熊應該是一個人。其實穴熊屬於“三楚先”的看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根據現在所能見到的較爲完整的簡文,我們可以從三各方面來説明:①凡是前面標明“楚先”的,後面出現的先祖名都是“老童、祝融、鬻熊”這樣的組合(包括包山簡和新蔡簡);而凡是出現“老童、祝融、穴熊”這樣組合的簡文,前面都沒有“楚先”兩字,這説明“三楚先”只能是老童、祝融、鬻熊三位先祖的組合,而不是老童、祝融、穴熊三位先祖的組合,因爲後者並不被稱作“楚先”。②“老童、祝融、穴熊”的組合可以和昭王以下的先王合祭(辭例18、23),三楚先或“楚先老童、祝融、鬻熊”這樣的組合並沒有與其他先王合祭的現象。③“老童、祝融、穴熊”的組合前面還曾出現司命(辭例21),而三楚先和“楚先老童、祝融、鬻熊”這樣的組合前面從不出現其他神靈。這些情況都説明穴熊所在的組合與“三楚先”或鬻熊所在的組合是不同的。
總之,我們認爲無論傳世文獻中還是出土文獻,都只能説明“穴熊”和“鬻熊”是兩個不同的先祖,楚簡中的“三楚先”包括鬻熊,而不包括穴熊。
内容来自www.nseac.com[1] 洪興祖:《楚辭補注》第7頁,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2002年10月重印修訂本。
[2] 朱熹:《楚辭集注》第17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
[3] 游國恩主編:《離騷纂義》第52頁引,中華書局,1980年11月。
[4] 汪瑗:《楚辭集解》第313—314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
[5] 王夫之:《楚辭通釋》第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
[6] 戴震:《屈原賦注》第137頁,中華書局,1999年12月。
[7] 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根據《尚書·呂刑》,認爲《離騷》中的“三后”指的是伯夷、禹、稷(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第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和上述兩類説法都不同。但正如游國恩先生所說:“就上下文義而言,三后指賢君,眾芳喻賢臣,確然無疑,故蔣氏之說,似嫌迂曲。”(游國恩主編:《離騷纂義》第52頁),蔣氏之說不可信。
[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46頁,2002年12月。
[9] “賢而昭顯”,游國恩主編《離騷纂義》及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皆引作“而賢昭顯”(前者見《離騷纂義》第51頁,後者見《屈原集校注》第20頁,中華書局,1996年8月。),此從褚斌杰、吳賢哲校點本《屈原賦注》第8頁,中華書局,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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