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中的封建帝王评价问题(2)

     　　　　　　　　　　　 三 评价帝王的三要点

         在当代创作中，帝王常常是人物描写的中心，成为作者们极为热衷的事情。《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成吉思汗》、《汉武大帝》等等影响很大的小说和连续剧，都以帝王作为主角来展开描写。这里当然不应设什么禁区。问题在于怎样写才是成功的。我认为，在写帝王的时候，不但要看他们所写的历史是否可信，不但要看艺术表现是否栩栩如生，更重要还要看它们对于作为作品的主角的封建帝王的评价是否准确和正确。

        那么，我们在描写那些有作为的帝王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的作者们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离开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要知道，在封建中，谁成为帝王，是封建内部斗争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恩格斯曾经说过：“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1］（p733）同样的道理，像汉代的汉武帝出现，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因为在那个时期，匈奴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帝王出来平定匈奴之乱。如果没有刘彻，“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那种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故意渲染某个帝王出生时就不同凡响，有什么天人感应的现象发生，连孩子哭声都不同凡人，似乎他真是上天派下来专为解决某个历史难题的人物。这样一些描写，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伪艺术伎俩。

        第二，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发展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呢，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帝王总生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现实是否是必然的合理的呢？即是否合符历史潮流？如果现实是必然的合理的，你肯定这个现实，拥抱这个现实，那么你是对的。但是如果历史潮流已经向前发展了，那么就显示出原有的现实的不合理，必须加以调整或推翻。我们的作者不应该总是守住黑格尔的那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应该听一听马克思的话：“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王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4］（p169）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地听一听恩格斯的话：“法国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替代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p215-216）如果我们听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那么他们的思想是清楚的：一定阶段的社会现实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应该加以赞扬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原有的现实可能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那就要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现实加以取代。对于帝王及其行为的评价，就应该用这样的观点加以衡量。

        例如同样是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帝王，也有一个是生活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还是衰落时期的问题，我们对于他们作为的评价，就不能不考虑这种区分。

        还是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为例。这部电视剧的主要人物汉景帝和汉武帝，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电视剧的主要内容写了汉景帝平定内部的七国之乱，建立汉代中央集权，汉武帝讨伐匈奴的胜利，扩充了疆土，就应该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加以考量。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籍，做了皇帝，建立了西汉王朝。但是汉高祖在立国以后，留下了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诸侯王割据，汉朝廷直接统辖仅有十五郡，其他地方由诸侯王统辖。当时这样做，对于汉高祖来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不分封，大家不能齐心合击项籍，不能齐心推他为皇帝。但分封之后的局面与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十分相似，国家未能统一起来，也时时威胁汉王朝的稳定。另一个是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汉高祖也曾率三十二万军队进驻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东），准备袭击匈奴。被匈奴冒顿率40万骑兵围困平城七日，汉高祖不战自退。从此匈奴更加强大，经常入寇西汉王朝西北部边境，汉朝只能忍辱退让，以和亲政策求得暂时的和平。但历史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割据问题进一步激化，公元前154年发生了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七国诸侯王联合反叛，形成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奋起应战，运筹帷幄，派智谋过人的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了诸国。此后皇子受封为侯，只征收税租，不再政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结束了诸侯割据制度，符合历史潮流，也加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功绩，作为这场削藩战争的最高代表汉景帝有历史贡献，应予以积极评价。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对于汉景帝的评价应该说是大体不错的。汉高祖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即对匈奴的战争问题则由在位54年的汉武帝解决了。汉武帝从公元前133年－公元前89年开始对匈奴的战争，耗费了“文景之治”所留下的大量的经费和各种资源，重用卫青和霍去病等将领，动用了无数的资源，征战44年，打了几大战役，最终把匈奴赶往漠北，结束了匈奴对汉朝地域的侵扰。《汉武大帝》赞扬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特别是他对匈奴作战的胜利，这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评价应该说也大体不错。历史提供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机会，汉景帝、汉武帝虽然是封建时代的帝王，但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是应该得到适当的积极评价的。

        但是对于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来说，就不能与汉景帝、汉武帝同日而语了。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所写的“康雍乾盛世”处于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4年，乾隆禅位于嘉庆那年离标志着中国衰落的1848年鸦片战争只有44年，离1911年辛亥革命只有116年。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不但处于衰落的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末世。“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这个衰老的躯体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对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以及其后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明知“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末世的‘繁荣’，是即将开败的花，是即将枯萎的树，是黄昏时刻的落日，是远去的帆影，但作者还是不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去真实地把握它，而用众多的艺术手段去歌颂“康、雍、乾”诸大帝，如称颂康熙的溢美之词是：“面对冰刀血剑风雨”，“踏遍万里山河”，“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夜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说他“还想再活五百年”。吹嘘雍正则是什么“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作者们真的把他们的统治描写成“盛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推销最腐败的专制帝王。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国社会自身已经生长出了的幼芽，特别是到了晚明时期，资本的流通和市民社会也初步形成，特别是出现了泰州学派，出现了李贽等一群思想解放的学者，反对以之是非为是非，加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使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不遇到障碍，资本主义有可能自然破土而出。这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走向。清朝建立后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呢，还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康雍乾三朝长达134年的统治，虽然社会是基本安定了，生产也得到恢复，但他们把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朝庭的全部政务，包括、任免、立法、、刑罚等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皇帝钦定。特别是以思想僵硬地钳制着人们，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盛行的文字狱，一朝比一朝严厉。乾隆朝文字狱竟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因文字狱被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等，层出不穷。整个知识文化思想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一扼杀思想自由的行为，最为严重，他直接导致了国民奴性的形成，也直接导致朝庭眼光狭隘、闭关锁国、蔑视科学、重农轻商等。可以说在康雍乾三朝已经埋下了晚请社会落后、国力孱弱、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幸得很，正当我们为17、18世纪康雍乾盛世而自满自骄自傲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开始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发明接连不断，轰轰烈烈的现代革命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把东方各国甩在后面。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开始向东方的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离遭受别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就是历史大趋势和总趋势坐标中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他们的统治并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显然，帝王系列小说并没有从这种宏阔的眼光来认识这段历史，虽然二月河也把它称为“落霞三部曲”，但写康雍乾的缺陷只是一种点缀，而歌颂他们殚思竭虑为百姓谋利益，不畏艰险为中国谋富强，千方百计为国家除腐败等则成为主调。这是在歌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腐朽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可以接受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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