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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2)

2013-06-16 01:04
导读: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
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中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晋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注:分别见《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1996;《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91页。),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荡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时藉机解释自己的行为,强调并无逾越礼法或有碍妇职之处”,而且通过夹插自叙的方式,强调其书写是在妇职中“忙中拨冗”中实现的。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他们笔下的后花园,充满了隐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园是压抑和禁锢情欲的围墙,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私会、释放情欲的场所,而园中的花妖树怪,更是对情欲的挑逗。至于其“欲望的公开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认为在弹词小说中是通过“女扮男装情节”来实现的。胡晓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东亚与文明系文学博士,近年来一直着重于明清代女性叙事文学尤其是弹词的研究,著有《女作家与传世欲望——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自传性问题》(《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弹词小说试探——非文本的政治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学想象与晚明变局——论〈天雨花〉中父女传承》(《传统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文集》2000)、《凝滞中的分裂文本——由〈梦影缘〉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2001.7.23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阅读反映与弹词小说创作——清代女性叙事文学传统建立之一隅》(《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之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等,并主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和德希达的符号学理论(由于其学历出身,她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毋宁说更多地与的对接,我姑且称之为新索引派,因为旧索引派着重于对书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则重在对书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图解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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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识也较为明确,往往在前言或结语中对此加以强调,或与传统的研究意识加以比较,以突出其不同。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意在探讨文学与世变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几近一半的女性。主编在“导言”中对此种研究方向和选择还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女性与世变关系,往昔的讨论多数着重于描绘妇女在乱世中的受难角色:或飘零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躏;或者宁死不屈、捐生守贞。至于妇女本身对世变的思考及主动参与,或者女性价值在世变中的意义等,则或者由于研究资料未被发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视角,很少受到重视。本书中有多篇论文关怀女性问题,弥补了这项缺憾”(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导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4页。)。蔡瑜在《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的“前言”中对传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她说:唐代虽被公认为是诗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但“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诗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诗史或诗学史的册页中实难得见女性诗人的身影。因此该如何重读唐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探寻不同的意义,来和以男性为主的诗学建构形成对话,实是唐诗研究必须开拓的新视野,更是研究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环节”。(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81页。)钟慧玲则从女性角度强调研究“思归诗”的重要。她认为“思归诗”不同于男性作者写的“思妇诗”或“弃妇诗”,也“显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睐。可能是这类的题材并不符合以夫权为主的婚姻传统。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内在的声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扰,清晰地呈现出来”。(注:《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归诗探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128页。)许丽芳在《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的“前言”中强调研究女性书写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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