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2013-06-16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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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
女性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分析和解构论”。(注:陈慧桦:《总序·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4页。)90年代初,一些学者着意将此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如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引驰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芭特勒的《性别麻烦》(london:Routledge,1990),于致中的《正文、性别、意识形态——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吕正惠主编《文学的后设思考》,正中书局1991)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借到台湾的研究领域后,研究者把它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从而成为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一般说来,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
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
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文化大学1998),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同年李镇的
《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学)则从文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陈雅玲《唐代妓女研究》(台湾师大1995,硕),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赖pèi@①如《〈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研究》(东海大学1997,硕)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大学排名 从研究队伍来看,台湾不仅有一批女性学者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群体。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苓、郑毓瑜、胡晓真、徐照华等,也有外文系的学者,如曾珍珍、张淑丽等,一批老一辈学者如林文月、叶嘉莹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观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钟慧玲主编的《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2000)、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台湾大学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89),叶嘉莹《论词学中的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词学》11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
南京大学1995),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8卷1期),郑华达《“敬顺”与“悔嫁”——唐代闺怨诗的社会意识》(《大陆杂志》97卷期),王雅资《唐代宫廷女诗人初探》(《中兴大学中文系
研究生》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宫女入宫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诗〉为例》(《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马森《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传〉的意义》(《国魂》500期),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史论集》一集、续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关女性文学的探讨等。另外,还有上述的一批学位论文,使这个女性文学研究群体,有着很强的后续实力。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说研究为例,不但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中关于唐人小说的例举等,而且多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刘燕萍在《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单篇论文也是如此: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1995年8月,东海大学为配合“国际妇女年”,召开了“妇女与文学研讨会”,就有关女性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是台湾首次对女性文学的专门研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台湾学术界女性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则是20世纪结束前范围更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盛会。会后结集成《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2001)。会上还组织了一场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向海内外学术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后续实力。专门研究女性、性别的“性别/文学研究会”也于1995年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专门研究女性文学及性别关系的学术组织。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模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5页。)该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思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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