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创作管窥南朝文人的兼济情怀和忧患意识(2)

    南朝通过边塞诗作表达兼济情怀的文人还有很多。如孔稚硅“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白马篇》)、江淹“绮帷生网罗，宝刀积尘埃。思君出汉北，鞍马登楚台”(《步桐台》)、虞羲“拥旎为汉将，汗马出长城”(《咏霍将军北伐诗》)、裴子野“吾生悠逸翩，抚剑起祖征”(《答张贞成奉诗》)、刘孝威“顿取楼兰颈，就解邪支裘”(《陇头水》)、庚肩吾“誓师屠六郡，登城望九峻”(《登城北望诗》)、戴篙“丈夫意气本自然，来时辞第已闻天。但令此身与命在，不持烽火照甘泉”(《度关山》)等等。从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三点信息:第一，他们多用乐府古题，借两汉抗击匈奴这一事典来寄寓自己的报国之志。他们希望能像两汉英雄一样长驱直入开疆拓边、建功立业;第二，他们在酬唱赠答中也会以边塞题材的诗歌向他人表白自己的报国意愿;第三，他们游览山水，登高北望时，偶尔也会想到祖国的半壁河山，心中的兼济情怀也不由喷涌而发。

    此外，南朝文人的兼济情怀还可以在他们“志不获骋”的压抑之作中得到表现。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中感叹，“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蹼垂羽翼!”;江孝嗣在《北戍琅邪城诗》中也说，“丈夫许人世，安得顾心臆。按剑勿复言，谁能耕与织”!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南朝文人在忧患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家和的危亡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希望为国效力。

　　2南朝文人忧患意识的彰显

    文人的忧患大体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优生患死的个体忧患和关注国家、民生的忧患。此处所谈忧患即为后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自屈原始，中国文人始终怀有一颗对下层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之心，一直保持着一种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的动乱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作家们对社会和人生的忧患更加张扬。到南朝，有学者认为这种忧患呈现出淡化乃至消失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相对的，与建安文人相比，南朝文人的忧患确有所淡化，但并未消亡。在南朝作家中，仍有很多人是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他们关心现实，忧虑民生，更希望着能替国君分忧解难。这种忧患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时有体现，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谢灵运偶尔也会在其作品中关切百姓之疾苦，如他在《北亭与吏民别诗》中说:“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

    郁郁不得志的鲍照更是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记录了受压迫人民的苦难生活。如他的《代东武吟》诉说了一位久经沙场、功勋显赫而却被弃置的退伍老军人的不幸遭遇，折射出作者对出征士兵苦难的同情，对君主寡恩的愤慈和对战乱的怨恨;他的《代贫贱苦愁行》一诗用白描手法叙述了下层贫穷人民生活的艰难，“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空庭惭树营，饵愧过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他的乐府诗还对因战乱而引起的征人思乡和夫妻离别进行控诉:如《代东门行》、《代悲哉行》。还有范云，他曾于齐永明十年出使北魏时路过黄河，作《渡黄河诗》，中有“空庭堰旧木，荒畴徐故膛。不睹人行迹，但见狐兔兴”之叹，写出了历经战乱后的荒凉，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患。就连宫体诗人王僧孺也有《伤乞人诗》，原诗是:“少年空扶辙，白首竟填沟。苇席何由足，寂蕾不能周。自顾非好乞，行且欲包羞。劳君款曲问，冒此殷勤酬”。这首诗流露出作者对沦落为乞丐的穷人的深深怜悯之情。再如何逊的一首《见征人分别》:“凄凄日暮时，亲宾俱伫立。征人拔剑起，儿女牵衣泣。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且当横行去，谁论裹尸人”。此诗选取征人与亲人离别的场景，以白描的笔调把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痛描写的淋漓尽致。

    南朝文人的忧患意识还可从先在南朝生活后因滞留北朝而仕魏的庚信和王褒的作品中得到佐证。庚信在《伤心赋》中说:“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汉。”他又在《哀江南赋》中说:“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可见，他虽被迫为官北朝，但对曾经生活过的南朝依然心存怀念，因深受南朝的熏陶，内心始终关注着南朝的社会和民生。无独有偶，王褒也是一样。他是南齐重臣王俭的曾孙，曾仕于梁武帝和元帝，后因西魏攻陷江陵，元帝出降，才被迫仕于魏。为此，他二人多被后人视为不忠“贰臣”的典范而备遭责骂，其实，当他们滞留北土，看到的是异地的关隘、北方的边城，听到的是异国的、北方的离歌，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是深深的亡国之思，对祖国和民族的怀念和热爱。如王褒在《渡河北》中说:“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综而论之，在南朝作品中，我们时常可感受到文人们心中那强烈的兼济之志和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他们无法掌控政权的快速更迭，与忠君相比，他们更倾向于用誓死报国的热情和对民生苦难的忧患来体现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换言之，他们的注意力并不仅是以忠为核心的君臣关系，而是扩大为以誓死报国、忧患社会为核心的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