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2)

       如果说，罗青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研究从面上拓宽了后现代进入台湾话语场域的言路，那么，廖炳惠[4]则从理论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成为本土理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

       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主义问题与现代主义有深刻内在的关联。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中认为：巴比伦塔在《圣经》中的地位有些诡异，它似乎在道出上帝的能力权威时又暗加毁损质疑，在表明人类的无能为力之时又暗示其逾越潜能。廖炳惠通过现象发现矛盾而使问题显豁出来：上帝使人的语言混淆是否为一种惩罚？对人而言这是损还是另一种得？或者是在得与失之间蕴涵着人与神、潜能与现实和辩证关系？廖炳惠从这里展开思想的论证，更深一层地触及到通天塔中人神身份问题和语言同一性问题，进而强调：“如果把追求统一、新生的现代主义整个夷平是后现代之举的话，那巴别塔可说是后现代的源头了。……巴别塔的失利则让人类了解到未来及新的领域危机，同时体会到断裂与不连续性，人类从此各自为政，企图从统一整体建筑的废墟中走出自己的路。”[5]这一段文本意义分析，敏锐地看到了在寻求同一性与寻求差异性、寻求整体性与寻求零散性的人与神的根本思维裂痕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差异问题，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价值观念的撕裂和内在转换。换言之，廖炳惠认为，“后现代从巴别塔那儿找到了源头，哈伯玛斯想以理性的? 骋蝗ブ亟ê笙执的巴别塔，李欧塔、德希达等人看出巴别塔之后的的多元，萝丝主张从中找到人与上帝的新关系。”[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以理性的同一获得语言的统一而重建人类理解的共识性的现代主义者，而利奥塔德和德里达则看到人类交流的差异性而张扬多元文化取向，这种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内在冲突的剖析，使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性和他者的权力性有了新的解构思维进路。从巴比伦塔这一角度切近差异性问题的实质，可以见到廖炳惠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着力点之所在。

       在《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中，廖炳惠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曾在台湾风靡一时，如今则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但流行之后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依旧是不甚了了甚至误解。有些张扬后殖民的人反复申说这类时髦话语，而另一些人则望文生义地动辄排斥，这两种人都未必了解后殖民论述形成的过程及其洞见与盲视。“一般人对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不是太轻易接受，信手拿来便套到台湾或用在任何遭到压抑的肤色、性别、阶层上；要不就是以跨国联盟的左派思想去驳斥后殖民论述，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契入世界之间的不均发展及更加恶化的跨国剥削。不管是采完全接受或彻底排斥，这两种学者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同时也没注意到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化理论的不适切性。”[7]廖炳惠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超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以回顾和反省的方式整理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的文化意涵，并在对西方学者傅科、哈伯玛斯、泰勒等有关现代文化的话语分析中，引申出台湾社会面临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而对以下问题的实质做出审理。

       其一，对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加以考察。后殖民批评家以“殖民主义”一词取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中惯用的“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代替“文化帝国主义”，检视帝国与殖民在文化和学术研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殖民的延伸意义。廖炳惠认为，“随着新殖民与后殖民的并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传统，针对本土与环球文化生产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现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坚持文化差异。绝大部分的‘后殖民批评家’或‘后殖民知识分子’是在此种社会环境（越战及冷战结束）里受高等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学、研究所，然后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国，形成其‘后殖民’观点，与欧美正崛起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彼此搭配，在推波助澜之下，俨然是文化批评及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8]廖炳惠注意到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构成的差异性，以及他们强调知识话语本土化和普遍性的双重性。这种殖民文化社群重新阐释自身的传统并确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亚洲，由于被殖民经验的错综复杂，使学者们在用后殖民的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与文学时，仍然受制于中心话语理论。台湾历史的艰难历? 蹋使得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景观，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下呈现的是曲折多维的心理结构，而且作为知识分子，在世纪后殖民语境中，更对这种铭心刻骨的殖民经历有着话语挤压的内在创痛，并在当代文化研究的文本中表征出来?/P>

     其二，现代化理路及其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使当代社会面临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混杂，个人的视觉与想像思维不断被大众媒体所诱导所左右。后殖民话语因为在东西方的不同语境而无法确定其普遍有效性，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台湾的文化分析，只能在局部分析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或有选择性地描述、解释或预设某些层面而已，无法深入洞悉台湾目前的文化状况。“从台湾来谈后现代或后殖民经验已不再那么简单，更不是提倡本土论述，扬弃理论，即能解决。要切入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争辩空间之前，我们得先整理一下后现代文化论述的脉络，并将这些理论与西洋现代的文化或政治形式作某种程度的关联。透过这种整理，我们或许会明白后现代的描述及先辈策略有其内在的矛盾，同时也可以看出后现代论述如何将他人文化转化为‘正被弱势化’（minoritizing）的族群与风尚，以至于未能具体面对与自己完全同的其他社会。”[9]基于对后殖民理论有限性和西方文化中心理论的警惕，使得廖炳惠为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设定限制，对运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政治文本做出了一些理论框架性描述。在后殖民研究中，有必要探讨跨国经济与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多种正面与反面影响? 尤其在对东方双语（bilingual）知识分子或多语信息的消费与再生产行为的研究。在廖炳惠看来，这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在迈入新殖民主义的地区而又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如何针对本地的政治社会性和文化问题在跨国经济和学术架构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在国际公共场域的势力不断以媒体、技术转移、调查报告等方式形成国家政府和民族族群的认同问题时，应如何弄清这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危机？（三）相应于日益频繁的解构中心解构经典与移民或文化交流等活动，非欧美的地区怎样翻译和运用其他世界的信息或将本土文化信息译介到欧美世界，其接受情况如何？（四）在逐渐国际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凸显国际不均匀的文化政治局势下，艺术演出与公共话语如何定位并发挥其作用？都市及其公共空间如何呈现其新形象或功能？而面对这些变化，旧有的文化评论形式如何与逐渐丧失兴趣的本土大众或开始感到兴趣的外地文化社群产生互动？（五）跨国艺术赞助机构在促进某地区文化或政治形式的交流上怎样发挥其作用？在分列了上述话题之后，廖炳惠强调当代东方世界中，双语精英的出现使得后现代后殖民处境复杂化。问题还在于，后殖民话语大多是基于作为英、法、德、美的殖民地的非? 蕖⒂《鹊鹊氐木验，与许多亚太地区及港台的半殖民经验并不相同。因此，在他看来，就香港或台湾等地而言，后殖民分析是否能够成立还是一个疑问?/P>

     其三，后殖民与新殖民的关系。后殖民话语与新殖民话语当然不同，后殖民是一种解构殖民话语，而新殖民则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去文化殖民。在这一点上，廖炳惠认为，后殖民后现代理论毕竟是进口欧美的理论，为了避免盲目地陷入同时又不截然对抗后现代或后殖民的论述，需要对其加以反省：“（一）后现代（至少古典后现代）有其西方现代情境下的局限；（二）后殖民是在具体历史经验中发展出的论述，对其他社会不一定适用；（三）目前在亚太地区所发展出的双语（或双语以上）的资讯消费与再生产现象，已非这些理论所能掌握；（四）如何以亚太文化经验，在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差距之间，找出另一条路，至少对双语知识分子而言，可能是个挑战。”[10]应该说，廖炳惠的这一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不少盲目推进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者的理论误区，他在后学如日中天时看到了其对亚太地区状况产生的未周延性，在后学理论进入第三世界时抱持一种设界和划定有效性范围的学术态度，这使他能在具体论述中，不仅采用后殖民理论的有效性，而且能通过这一理论看到本土学者或双语精英的现实问题。廖炳惠在分析《刚下船的中国移民》一剧时，充分采用了后殖民理论的正面性效应，使其阐释能够知微见著，认为剧作者在此剧中写出了双重的后殖民问题，一是透过美国生长的华人来排斥刚来的中国移民，反映华人之间的族群差异所形成的彼此剥削现象，二是美国白人对华人移民的鄙夷，表现出美国本土内对于种族问题的暴力。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族群社会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