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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7)

2013-09-06 01:12 在史学知识性质的批评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并非实在——批评史学中的宏伟叙述和历史连续性话语，认定科学和史学所坚持的知识客观性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在史学方法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指向历史叙述不可能表达真实，因为任何叙述方法背后都有着一整套意识形态的控制；后现代史学的论证方式祛除了只着重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题材的偏颇，而强调“多元论”的多向度研究。可以说，邓元忠以敏锐的理论思维，注意到史学界后现代意义阐释新模式，尽管没有对这种模式的具体内容做更深的理论背景和基本形态的厘定，但是对台湾史学界的最新动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现代史学的正负面效应，以及运用这一理论的局限性，都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分析，使人能凭借这一“路标”，看到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向度。

       应该说，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同大陆和香港的后学研究相比较，无疑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正如李欧梵所说的那样：“中国（大陆——引者案，下同）学者对于后现代在理论上争得非常厉害,  但是并不‘玩理论’,  这一点与台湾学者正相反。台湾学者对于后现代理论早在二十年以前就已进行介绍,  而且每个人都很善于引经据典地‘玩理论’,  诸如女权理论、拉康理论、后殖民理论等,  其争论仅局限于学界,  并不认为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中国（大陆）的学者则非常严肃,  认为理论上的争论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  甚至有人说后现代理论也有所谓‘文化霸权’这回事,  要争得话语上的霸权、理论上的霸权,  要比别人表述得更强有力,  要在争论中把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述得更有知识,  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样一种心态更证明了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完结。”[39]这种区别，在我看来，说明了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是一种学院派式的研究，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基本上成为专家教授的圈内话语。而大陆后学研究? 率瞪细重视后殖民主义问题、第三世界前景问题、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问题，以及中国新世纪参与全球性对话问题等，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识和中国现代性问题延伸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李欧梵所说的“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完结”?/P>

       总体上看，台湾地区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既有对后现代主义方面的译介和专题研究，对后现代话语成为本土理论基本阐释方式的内在精神的洞悉，又有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在阐释当代文化权力冲突及欲望动力、他者性和本土性、跨国资本与殖民记忆、语言殖民与双语精英等问题的前沿性分析，并且还有对女性主义处境与后殖民性别差异、后殖民政治学阐释、全球化语境中的神学问题、后现代史学中的意义重释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水平参差，角度各异，结论径庭，甚至观点对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西方时髦理论在东方的“旅行”中，有着怎样的变异和重写的特征，以及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变形——这本是后现代边缘理论和后殖民差异理论的应有之题。

       当然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同大陆的后学研究相比，台湾对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学术圈内，没有引起公共领域的关注，因而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台湾的文化身份问题等，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知识话语论争问题；其次，台湾仅仅将后学问题看作是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没有将其看作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转型的方法。因而对后学的讨论没有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形成直接的作用，而基本上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学界的边缘，因而后学思想正负面效应的影响，都比大陆后学的要小，相比较而言，大陆的后现代后殖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当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