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什么理由来“管理”媒体——美国政府与(2)

　　《巴尔蒂摩太阳报》的电视评论员David Zurawik写道：“不管喜不喜欢福克斯新闻，我们都应该为奥巴马政府因为一个新闻频道的观点就‘惩罚’它感到担忧。”就连民主党内的许多人士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根本不该去管福克斯新闻的事。还有批评者说，福克斯新闻的观众并不全是保守派，他们当中也有独立和温和人士，奥巴马不应该忽视这些中间民众。更有人警告说，奥巴马惩罚福克斯新闻，运用的是孤立个别、各个击破的手法，最终要到达的是全面控制媒体的目的。这些批评值得重视，也都符合美国民主的一贯原则：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一定会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二、真实是新闻自由的充足理由

　　1735年，来自费城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纽约周刊》出版人曾格（John Peter Zenger）打赢了一场殖民地政府控告他“诽谤”的官司，成为早期殖民地美洲人民胜利捍卫新闻自由的一个里程碑。汉密尔顿运用的理由是“真实”，而不是当时还不存在的美国宪法。

　　当时纽约州殖民地的最高长官是总督威廉•寇斯比。寇斯比被民众视为“恶棍州长”，在历史学家的描述中，他是一个“作恶多端、贪婪、妒忌、易怒、迟 钝、没有文化、高傲”的家伙。反对派人士詹姆士•亚历山大决定创立一份独立政治报刊。他与曾格接触，希望发行一份名为《纽约周刊》的政治性报纸。当时，曾格从事宗教性刊物制作已经有6年之久，对出版刊物很有经验。而他们创办《纽约周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揭发寇斯比的恶行。

　　1733年11月5日，曾格发行了第一份周刊，内容包括揭露寇斯比非法干扰民众党候选人路易斯•莫里斯竞选。尽管寇斯比非法干扰，莫里斯仍然赢得了选举。《纽约周刊》详细描述了莫里斯当选后的民众庆祝活动。人们在商船上燃放庆祝的烟火，同时，“在莫里斯走上街头时，民众大声欢呼，还为他准备了壮观的庆祝节目”。

　　紧接着，《纽约周刊》又发表社论，揭发州长寇斯比钳制出版自由的其他可疑行为，向民众说明出版自由的重要：“失去出版自由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失去 更多的自由，因为出版自由是自由思想中的主干，几乎可说是最应受保护的自由权利，即使只是限制出版自由，都可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剥夺人 民言论、写作和出版的自由。人民会因为无言论自由丧失全部的自由权利，成为奴隶。”

　　寇斯比忍受了周刊几个月的攻击后，决定禁止它发行。第一波禁止周刊发行的动作发生在1734年1月，由首席法官迪兰西召开大陪审团会议，以“煽动叛乱、诽谤”罪嫌控告曾格。控告理由是，无论言论人所说的内容是否为事实，若言论涉及损毁当局或政府的信誉均应治罪。在大陪审团一再拒绝起诉的情况下，寇斯比强行命令法官开出逮捕令使曾格到案。11月17日，曾格被捕，被拘禁于纽约旧市立监狱，监禁了8个月之久。

　　在审判时，检察官告诉陪审员，曾格“是一个具有煽动性，常常传布错误和诽谤信息的印刷人”，“恶劣而且恶意”地散布“诽谤、丑化、中伤”州长寇斯比 和其他官员的消息，犯下了“诽谤罪”。诽谤官员是犯罪行为，“造成人们的争论，引起不和谐甚至引发诽谤与被诽谤双方的流血冲突”。按这个逻辑，人民批评官员，越是事实，越是诽谤。

　　来自费城的安德鲁•汉密尔顿是辩护律师。在辩护中，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理立场：事实是对诽谤指控的最合理反驳。这是个了不起的立场，它宣告，如果法不合理，那就不该去遵守法。汉密尔顿说，现有法律规定，任何人对政府作出批评，不管是否属实，都是诽谤。这种法律是很不合理的。民不能告官或者告了也没用，这本身就不符合法治原则。

　　汉密尔顿越过法官，直接诉之于公民陪审团成员的道德良心和公正意识。他对陪审团说，陪审团拥有超越所有争论的权力。必须由陪审团，也就是人民来决定法律与事实关系为何。因为陪审团和人民相信法律，他们更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人民完全让法庭来判决涉及官员行为的言论是否构成诽谤，他们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陪审团的权力。

　　要让人民可以决定什么是事实，那就必须有新闻和出版自由。汉密尔顿的辩护至今仍是经典之作，他说：“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进一步说，是一种所有 自由人都应拥有的权利，得以在受到伤害时发出不平之鸣；人们有权公开抗议滥用权力者的行为。”如果人民不能表明自己坚信的价值观，就会失去自由，“助长压 迫人民的力量，甚至摧毁国家”。他还说：“权力就好比是河流，在水量适当的状况下，河流美丽而且有用；但若河水泛滥，就会造成灾难，让淹没的地区彻底被摧 毁、荒芜下去。这种状况如果是自然力量造成，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好自己，但明智的人都知道自由正是人类应尽全力保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