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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疾病文化的建构——基于美国大众媒(4)

2013-09-07 01:05
导读:宗教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教徒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疾病文化无法和宗教分离开来,印第安人即使需要做手

宗教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教徒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疾病文化无法和宗教分离开来,印第安人即使需要做手术也要和巫医先见面,在巫医做完法事后才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阿富汗的穆斯林靠《古兰经》来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侵袭。(拉里•A•萨默瓦,理查得•E•波特,2004:299)
在特丽案件中,特丽所信仰的罗马天主教在该案中是重要的考量因素(Manuel Roig-Franzia,2005)。其父母不断的呼吁教皇、宗教团体也插手此案,挽救特丽。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4年4月说:“即使处于植物状态的人也有权获得食物和水,拒绝给他们提供进食管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教皇一说出这话,人们便对照到特丽案上,同时也引发了教皇的话是否适用于罹患其他疾病的人的争论(Lisa Greene, 2004)。
5.由疾病引发的价值判断讨论
在特丽案件中凸现出美国社会两大对立派别的价值倾向性。在道德方面,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倾向于支持政府更多地调节社会价值观和做出道德评判。因此,保守派倾向于反对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并主张更严厉地限制色情。自由派通常显示了对不同的生活选择的更多容忍,并反对政府管制个人行为和道德的举动(施密特,谢利,巴迪斯,2005:81)。
保守派的支持生命团体在特丽案件中十分活跃,不断举行各种示威抗议活动,反对迈克尔拔掉特丽的插管,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来自全美各地。正如《圣•彼得堡时报》报道所说,这些抗议者矢志不渝地为争取特丽生存权利抗争,不惜身陷囹圄。先后有几百人聚集到她位于皮内拉斯公园的疗养院,为特丽及其父母祈祷、唱赞美诗。一共有53个人遭到逮捕,大多都是在试图潜入疗养院给特丽送水时被捕(Chris Tisch ,Leonora Lapeter,2005)。

6.疾病事件与公民生活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特丽案也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时遗嘱,同时也使人们关注家庭和政府在个人决策上的作用的问题,以及如何确定监护人的问题。
大多数的美国人没有设立生时遗嘱,在特丽案的启示下,专家建议人们,虽然谁也不希望考虑死亡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迟早会面对,因此不妨未雨绸缪,提前撰写生时遗嘱,也会省却身后很多麻烦。
    此外该案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谁有权进行生与死的决定。《华盛顿邮报》上的社论便发出疑问,在没有设立生前遗嘱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让监护人来决定当事人的生死,法庭下令结束某人的生命又是否合适(Judy Hake,2003)。何况此类案件数目庞大,因此讨论该议题很有必要。有人预测在美国有35,000的人处于植物状态,并且将近80%的死亡是发生在 医院 或疗养院(Abigail Trafford,2003)。


7.疾病文化反映国别差异
特丽案件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其不同以往的国际性,并在很多国家引起了有关支持生命与支持选择的争论,人们对于安乐死,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于疾病、生命认知的不同,凸现出不同国别的文化差异。
《华盛顿邮报》一篇新闻中反映了特丽案件激起欧洲人莫大的兴趣,但也令很多人迷惘,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美国解决特丽案如此复杂,因为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是否需要执行安乐死是一个严格的医疗决定,医生有权做出这种决定, 政治 和宗教无权对其进行干涉(Keith B. Richburg,2005)。
但是在仅次于比利时的第二大天主教国家墨西哥,主教们视那些“支持选择”的说法为洪水猛兽,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死亡权利这么一回事,更不要说把安乐死合法化了。同样,日本横滨一位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以怠乎职守的罪名,判处三年刑期,缓刑五年(The Washington Post,2005)。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二)疾病文化的隐喻功能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活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李岩,2005:28)。
在疾病文化中,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脆弱和软弱的一个隐喻(苏珊•桑塔格,2003:86),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苏珊•桑塔格,2003:87)。因此,疾病不仅仅是身体败坏的状态,还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的含义,它是罪恶的,必须加以诊疗、 治疗 和消灭。比如艾滋病被看作性放纵的结果,非典肆虐时期举国上下如临大敌,进行非典保卫战。
而植物人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植物人不会传染,但是要看护一个植物人耗资不菲。根据美国的统计,每个住院的植物人每年的各种医疗费用达12.6万-18万美元;在日本,一个植物人每年的花费也需要约9.9万美元;而我国一个植物人每年所需的医疗费用为人民币10万元以上。因此,治疗植物人是一种持久的以金钱换取生命的消耗战,是“毫无希望”的隐喻。
 
四、大众传播和疾病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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