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与疾病文化的建构——基于美国大众媒(6)
2013-09-07 01:05
导读：在疾病文化传播中，大众传媒会造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并造成私人领域公共化。隐私权是指当事人享有个人独处，对个人与公众利益、公众事务无关的
在疾病文化传播中，大众传媒会造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并造成私人领域公共化。隐私权是指当事人“享有个人独处，对个人与公众利益、公众事务无关的私生活进行保密、不受新闻媒体打扰和干涉，以及个人的名誉和利益不受伤害的权利” （邵培仁，2001：203） 。
通常， 法律 认为媒体侵犯隐私权的方式有四种：侵犯某人物理或者心理上的私密空间；发表或者揭露尴尬的私人事实；发布某人的错误信息；把某人的名字或者肖像用作商业牟利（Shirley Biagi，1999：325）。
《华盛顿邮报》便有专栏文章对媒体大量引用特丽照片和录像片表示不满，认为倘若特丽活转过来，看到自己引人悲悯的照片到处流传，想必也会感到窘迫难堪（Tina Brown ，2005）。
《商业新闻论坛报》也借密苏里大学
新闻学院的教授之口对这种对特丽隐私权肆无忌惮的侵犯表示了不满。认为联播网的电视新闻是群情激昂战胜理性的胜利，其最大的罪过是把观众都变成了窥私狂，侵犯了个人的私人生活。重复的播放着那个现在很著名的特丽目光空洞的录像带只能增加这个女人的不幸（Jonathan Storm，Alfred Lubrano，2005）。
不仅如此，媒体还对特丽家人，特别是特丽丈夫迈克尔的私生活十分关注，给迈克尔及其现任女友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
（二）温情缺失
对于疾病的报道有时会过多关注疾病文化的政治、社会等层面，而忽视对人本身的关怀。在《圣•彼得堡时报》中，笔触直接投向特丽本人，描写特丽本人的报道只占报道总数的3.53%。更多的报道是在描写围绕特丽的政治纷争、两家之间的对峙，倾向于分析特丽案件中的政治意味等等，而没有关心特丽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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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事人的特丽，年纪轻轻便重病缠身，无法思想，而且自己的至亲家人又分崩离析，这让人情何以堪？又让人如何不同情她呢？但是从众多的报道中，我们已经无法感受到这种同情，特丽俨然已经成了符号，一个政治纷争的符号，一个信仰斗争的符号。
特丽去世前一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很富有人情味的新闻，提出了“特丽•夏沃是谁？”的问题，告诉了读者特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她是个可以被她的叔叔蹩脚的
笑话逗得前仰后合的女孩。一个天真地给约翰•丹佛写信，请求他在自己的婚礼上唱歌的女孩，她还到迪斯尼乐园去度蜜月，相信幸福的生活就是有朝一日她可以每年都和自己的孩子都到那里度假。”（Jennifer Frey，2005）
通过阅读这篇凸现了人本关怀的新闻，读者才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特丽作为人的存在。但是遗憾的这种类型的报道并不多，绝大多数的报道都把特丽符号化了。
（三）过犹不及
疾病报道的轰炸容易造成紧张局势，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伤害，并有可能造成误导。非典期间各种揭秘式的报道使得全国都笼罩在一种恐怖气氛，记者英勇探营的报道似乎更加确定了非典是一种恐怖的不治之症，让非典病人和亲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媒体对于AIDS的妖魔化更甚，让AIDS病人不仅生无所依，而且连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都无法保持，甚至孩子也未能幸免。1998年，纽约一个八岁的女孩，“在她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泄露后，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接纳的她的童子军。”（Patricia Geist-Martin, Eileen Berlin Ray, Barbara F. Sharf ，2004：73）
在特丽案件的报道中，特丽的录像反复在各大电视台播放，屏幕上她的应激反应使公众误以为她还活着，从而造成了一定的误导。而事实上，根据解剖结果，特丽早已死亡了。她萎缩的大脑只有正常大脑重量的一半，大面积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任何治疗方法或者照顾都回天乏术。而且，通过研究她的器官、体液、骨头和细胞，以及大量的医药记录，没有任何显示她受到过虐待、用药过量、饮食失调的证据（David Brown，Shailagh Murray，2005）。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四）隐喻功能的无限放大
疾病个案在其政治意味或者社会意味重时才会得到关注，它的隐喻功能使之受到重视。在特丽案件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件，但是只有特丽案件得到全国的关注。
因为特丽案件有其特殊性，不同的社会团体从中看到了提高自身声音的机会，两党也从不同角度找到攻击对方的契机，特丽案件引人注目并非因为这只是一起疾病事件，而是因为它和社会各领域关系密切，尤其是与政治的联系。对此，《华盛顿邮报》还有评论质疑共和党为特丽案件兴师动众，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和其之前削减医疗补助矛盾（E. J. Dionne Jr.，2005），这个谜团只有用特丽案件的特殊政治意义来阐释。
（五）媒体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