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英美文学论文 > 正文

《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主题刍议

2013-06-30 01:00 内容摘要：人在中的命运一直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历史自有其内在的。人不能创造历史、阻断历史、推动历史，却可能被历史裹挟，成为“时代俘虏中永恒的人质”。历史不为个体存在，却扼杀个体。因而，个体命运在历史中永远处在悲剧的冲突之中。但是，在历史之中人的命运不只有被动，人可以通过在历史中的选择确定其生存意义。本文试图通过“男孩子在射击”、“蜡烛的宿命”、“人子的道路”以及“我要复活”等层次逐一探究《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主题，揭示个体在历史中的茫然、抗争、肉体毁灭和精神再生。“俄罗斯男孩”们尽管在那段脱离既定轨道的历史中“夭折”了，然而作为个性，每一个在“俄罗斯恐怖时代”罹难的“俄罗斯男孩”都将得到永生。他们将成为一串串沉重的脚印，镌刻在俄罗斯历史的来路上。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　“俄罗斯男孩”主题　历史反思 

　　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一直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人不能创造历史、阻断历史、推动历史，却可能被历史裹挟，成为“时代俘虏中永恒的人质”(阿格诺索夫465)。历史过程扼杀个体，看不到个体，历史不为个体存在。如此一来，个体命运在历史过程中永远处在悲剧的冲突之中。然而，在历史之中人的命运不仅仅只有被动，人可以通过在历史中的选择确定其生存意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不能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单纯地理解为日瓦戈医生个人命运的写照，而是将它视为生活在20世纪初“俄罗斯恐怖时代”一代“俄罗斯男孩”∞的命运的写照。它不但再现了那段脱离既定轨道的历史，同时也再现了个体在历史中的茫然、抗争和毁灭。在《日瓦戈医生》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男孩子们在射击”领会那段历史的“疯狂”和非理性，还可以通过“蜡烛的宿命”和“人子的道路”、“我要复活”等主题体悟“俄罗斯男孩”在历史中的宿命和选择。尽管作为个体生命、种族的生存，“俄罗斯男孩”在那段“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日子，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帕斯捷尔纳克189)“夭折”了，但是，作为个性、作为精神存在物，他们将通过受难的灵魂为我们提供无尽的历史反思。 
　　 
　　一、“男孩子们在射击” 
　　 
　　随着《日瓦戈医生》情节的展开，一群鲜活而性格各异的“俄罗斯男孩”——诸如尤拉·日瓦戈、米沙·戈尔东、尼卡-杜多罗夫、帕沙·安吉波夫等人便纷纷登上那一特定的历史舞台，有关“俄罗斯男孩”在成长阶段所特有那种对世界充满期待的率真激情、在现实中的挫败感以及知识分子“最高纲领主义”的决绝等主题便在作品中逐渐铺展开来。读者慢慢品味到，《日瓦戈医生》中的“俄罗斯男孩”的成长不是在之中，而是在“人为”的历史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国内战争和新政策时期，从向不义的旧世界的“开枪射击”伊始。 
　　对于20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历史进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来自西方历史的进步观念和目的论。历史进步观要求历史进程的目的性，要揭示历史进程对于这一终极目的的依存意义。这一观念由于在未来指向上似乎更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末世论”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因而被20世纪的“无神论”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俄罗斯有意识地向代表人类文明标的的西方靠近，另一方面在于这种进步观无意识地隐藏着“对于全世界历史的结尾的某种宗教上的指望，即对全世界历史的悲剧定将终结的希望”(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152)。历史进步观认为，在人类历史命运的时间流程中，世代更迭、人类终将上升到某种超越自我的颠峰状态。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以往世代只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手段和工具。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基本上以历史进步观为理论前提，它假定某种善的状态会在历史进程的范围中达到，允诺无阶级压迫、无贫富之差的“人间天国”的到来。它使人们相信，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可以改变“当下”的历史进程并在其中不择手段。也就是说，只要目的是善的就不在乎手段是否正当。那些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展示的一幕幕情节紧张的历史剧，正是以这种历史进步观的名义所进行的改变历史进程的“尝试”。然而，由于生活本身的机制和内在规律，这些“尝试”都打上了“游戏人生”的标记，虚假而矫糅做作。结果是俄罗斯“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308)。历史离开既定轨道，人群被以阶级划分。本该成为民族历史文化承传者的“俄罗斯男孩”们却被强行推进这历史剧中的特定一幕，表演着自己力不胜任的蹩脚角色。他们在那些偶然的历史角色中热烈而狂喜的“游戏”着，并开始自我膨胀，感觉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生活、重新创造历史。然而，他们并不清楚“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历史犹如植物王国的生活。……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436)。在人为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男孩”误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抽象的“最高纲领主义”当成生活的模板，义无返顾地向“不义”的世界展开宣战。因为他们是率真而正直的“好孩子”，为了“遏止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尊严”，“所以才开枪”。他们自以为开枪射击就能击碎整个旧世界，不想旧世界没有被击碎，却带来整个世界的“开枪射击”——红军和白军比着赛地相互射击，整个世界陷入疯狂和仇恨。于是“俄罗斯男孩”们便在这疯狂和仇恨中或迷失、或“夭折”，成为为实现改造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而献身的羔羊。他们在这些残酷的“游戏”里丧失了自己、被折损、被毁灭。作品中戈尔东由于犹太民族身份所遭致的轻蔑排挤、杜多罗夫被“洗脑”后的“路标转换”、加利乌林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扫院子人的儿子”而摇身一变为“白军将军”、帕姆菲尔·帕雷赫出于“阶级本能”所引发的“疯狂”、日瓦戈的“猝死”和斯特列里尼科夫的“自杀”、那些被游击队的子弹挨个扫倒的“一年级大学生和八年级的高中生”……一切都揭示出发生在俄罗斯“恐怖时代”的“革命癫狂”。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蜡烛的宿命” 
　　 
　　《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16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点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男孩”本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却因“燃烧”而归于黑暗。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作品中每当日瓦戈和安吉波夫出现时，总有“蜡烛”的意象伴随，其中的寓意，我们可以通过二人的成长经历和个人命运来揭示。 当年安吉波夫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透射着“烛光”的租住房间与日瓦戈生命最后的居留地的巧合，已经暗示了两个人同时作为“世上的光”照在人前，但却因“消耗”和“过分”燃烧而归于黑暗。“蜡烛”的宿命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然而，虽然同为“蜡烛”，但是他们的“燃烧”方式却有着“质”的区别。在这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试图通过两位“俄罗斯男孩”不同的道路选择，揭示人在历史中的个性建构和毁灭的问题。作者首先通过两位主人公姓氏的语义学意义上的不同来暗示他们彼此本质上的“对峙”。安吉波夫本身即有“对峙者”的意味。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姓氏的语义学分析上，美国斯拉夫学者Bethea Davidd的观点切中肯綮：“斯特列里尼科夫在小说里无庸置疑地是日瓦戈的对峙者。如果说后者治采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就“长久地将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246)。然而，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性情里，有一种过分真诚乃至固执的东西，它要求非此即比彼而缺乏人性的灵动。为了所向往的“事业”以及要对自己的“屈辱”实施报复，他几乎放弃了对亲人的爱和义务。他决意要待到“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桂冠”包揽怀中的那一天，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到亲人身边(298)。然而，他最终没有回来。那个他所向往并投身其中“事业”使他由一个爱开玩笑的、善于交际的“俄罗斯男孩”变成一个傲慢而冷酷的孤胆英雄、铁面无私的“枪决专家”。“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388)。他献身于某种看似崇高的力量，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也能致人于死地，甚至不放过为之献身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他被曾经献身的那种力量所追赶和胁迫，像一头精疲力尽的困兽，在孤独中舔舐伤口。斯特列里尼科夫最终悟出：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的“俄罗斯男孩”曾为了正义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把生活当成战役，为所爱的人移山倒海。然而，他们不但没有给亲人带来任何幸福反而招致更多的苦难。“一个世纪以来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442)。而他们——“俄罗斯男孩”却成了历史的滑稽玩偶。那个为了远大抱负而更名改姓的斯特列里尼科夫，不但没有在“开枪射击”中改造世界、寻找到生活的诗意，反而在绝望中“射杀”了自己。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个性里，纠结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病态征候：意欲做革命队伍的“领路人”，并在“为社会平等而斗争”的口号下掩饰那种渴望自我吹嘘、自我确认的疯狂。即便能够参透事物的本质与假象，也还是一意孤行地以“原则”上应有的决绝姿态与“历史怄气”。是“自我中心主义”使斯特列里尼科夫陷入奴役之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别尔嘉耶夫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意味着人受双重奴役：受自我的奴役，囿于僵死、狭小的自我性；受世界——个行使外在强制手段的客体——的奴役。……自我中心主义者通常不以人格主义态度来确立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而极易接受价值的客体定向的观点。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守不住人性，不喜欢具体的生气昂然的人，独有钟情者——抽象的概念，是这一类东西养活了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论人的奴役与自由》22)。因而，我们摸索到了他的傲慢、冷酷的内在源头，是那些有关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和“原则”置换了他的主体人格，他习惯于以那些“观念”和“原则”替代主体意识。自我主义者躬行自闭，他不可能走出自身，就仿佛“蜡烛”之光不向外投射，传播光亮与温暖，而是向内投射，灼伤、甚至毁灭自己。当他意识到这些，悲剧已无可挽回。他生命的“蜡烛”曾强烈而绚烂地燃烧，然而却在瞬间熄灭归于黑暗。 
　　 
　　三、“人子”的道路 
　　 
　　如果说，作品中的日瓦戈和斯特列里尼科夫是“对峙者”，那么在他们的“对峙”中，作家着意表现的是两种“个性”的对立冲突。这对20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不断上演的以集体主义、“共同的事业”等宏大价值观压制个体和个性的历史悲剧极具反思价值。作为个体，日瓦戈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医生，性情浪漫、温和，略显谦卑；作为个性，日瓦戈表现的是一种人类个体人格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价值。这种个性，在“本我”的发展中逐渐生发出一种对于其他个性平等而友善的诉求，承认其他个性拥有实现自我精神宿命的权利。对于这种个性来说，自我实现不是通过主体的客体化、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主体的自我完善、爱和牺牲来实现的。因此他渴望每个人都能对他人的生活予以尊重，渴望每个人都能为他人做出牺牲。在日瓦戈那里“生命原本只是一瞬间，／我们要融化为一点点，／混合在所有人的心田，／也是对所有人的奉献”(508)。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作为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虽然也拥有“蜡烛的宿命”，但却以“人子的道路”，“燃烧”出别样的生命景象。俄罗斯文学批评界曾认为，《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俄国文学中最神秘莫解的作品”(阿格诺索夫463)。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尤里·日瓦戈的形象及命运与《圣经·福音书》耶稣基督的命运有着内在的呼应。由于长篇小说是在苏联的“无神论”时代氛围中问世，因此这种“呼应”更加显得意味深长：耶稣基督和尤里·日瓦戈两人同样将尘世的苦难担在肩上，同样死于少壮之年。为了坚持真理，耶稣曾遭到使徒彼得的三不认主，日瓦戈也遭遇了追随者瓦夏的背叛。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尤里·日瓦戈则死于“心碎”。尤里·日瓦戈死于八月底，而其诗作“八月”则特别强调了“永别了，在基督变容节”(515)。日瓦戈仿佛命定地被赋予了伟大的、人子的天赋：对生命怀有极大地虔诚和敬畏、天启般地感知自然中的善和美、心醉神秘的向其祈祷，有时甚至在祈祷中如圣徒般地昏厥和“失去知觉”。不仅如此，日瓦戈医生还禀赋着“既善思考又能写作”的能力。在作品中，主人公日瓦戈是作为积淀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智性和文化的个性而被塑造的。他将整个自然、人类的历史、宗教和文化都视为与自已有亲缘关系的家谱、视为滋养自己精神生命的母亲，并对它们有着深深的“恋母”情结。 
　　与其他“俄罗斯男孩”不同的是，在整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日瓦戈医生不但没有狂热地参与这些血腥的纷争“游戏”，而是冷静地与之拉开距离，试图通过行医、作诗、思辩、甚至爱情的方式逃离，然而却不幸一再地被历史裹挟而陷入战争、暴力、和谎言的漩涡之中。 尽管苦苦挣扎但最终还是赍志而殁——生命在长期地纠结和压抑中，如“蜡烛”般地消耗、熄灭了。日瓦戈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结局并抓住了症结所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的感受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462)。 
　　作为追求精神自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俄罗斯乱世中选择了一条如耶稣基督的“人子“的救赎之路。这条路尽管充满荆棘，他还是顽强地走了下去。因为他懂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56)。他站在《福音书》伦立场上，对那个既狂热又残忍的时代做出了自己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