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摩西者”:异端重释的传承美文学毕业论文(2)
2013-07-02 01:11
导读：口传《托拉》最初只是经由口头传承,至公元2世纪,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它也开始被书写下来。从此,释经活动与书写活动就更加难分彼此了。例如,在《密西
口传《托拉》最初只是经由口头传承,至公元2世纪,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它也开始被书写下来。从此,释经活动与书写活动就更加难分彼此了。例如,在《密西拿》(Mishnah)、《米德拉什》(Midrash)、《托赛夫塔》(Tosfta)等书写文本中,口传《托拉》的内容仍然被保留下来,所有导师和学生之间的问答、辩论、对话、争议,以及拉比之间的不同意见全都写在了律法的周围,一起呈现给读者。在核心神圣文本周围的这些注解,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在个别论题上还是自相矛盾的,从而构成了一种真理的多元性。而这些注解和讨论之间互相指涉、竞争、模仿或对话的关系,以及《塔木德》的布局本身,又为巴特等人追求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提供了绝佳的诠释。因此,《托拉》文本成为意义的“生产”,而不是意义的“再现”,解读《托拉》不再是赋予或接受其唯一的意义,而是要去发掘它蕴含的多义性(Handelman,Slayers of Moses 80)。难怪汉德尔曼会认为,在这种文本观念当中,已经可以发现后结构主义能指无中心的嬉戏、解释的无穷性以及反权威性等理论的先声(Handelman,Fragments 0Redemption 91)。
在肖勒姆看来,圣书最后变得有些违背原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后人所揭示出的新意往往比原意更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圣书的新生(肖勒姆14)。基于这样的观点,汉德尔曼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德里达以及众多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其实都共享了这种异端式的阐释 模式,都在对起源进行一种重写和移置,甚至篡夺了“父亲”的地位。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弑父行为,她借用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中犹太人杀死摩西、但又压抑谋杀记忆的假设加以说明(弗洛伊德79-81),将弗洛伊德、德里达等异端阐释者一并喻为“弑摩西者”。汉德尔曼指出,在这些“弑摩西者”身上,无不存留着父亲的复杂印记,在他们心中,混杂着悖逆的负罪感和挣脱“父亲”权威的愉悦感;能使他们真正自由的,正是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异端阐释模式,一种有意的“误读”。这些“弑摩西者”的实践,与犹太教用重写的方式阐释文本的作法相似,看似抛弃了上帝和传统,实际上却是以自己的背叛使《托拉》或传统在不断更新中不朽。而“通过异端来回归传统”,正是肖勒姆所定义的喀巴拉之核心所在,甚至是所有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种共性(Handelman,Slayers of Moses 137-4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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