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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人文主义君王世界的一扇窗口美文学毕业

2013-07-02 01:09 内容摘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哈内尔·穆勒和约书亚·司哥德尔合编的《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收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从1544年-1589年和1592年-1598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文稿,向读者提供了一扇赏阅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宗教、、观点的窗口,也是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和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们的宝贵文本。 
　　关键词:《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　哈内尔·穆勒　约书亚·司哥德尔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之一。在她当政的四十五年间,尽管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她以坚定的个人意志、丰富的政治经验,把一个财力匮乏、军事软弱的英国带入了政治稳定、财力充实、军事强盛的时期,从而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被英国人称为“光荣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也是英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时期,文学尤其是诗歌和话剧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最近由哈内尔·穆勒和约书亚·司哥德尔合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以下简称《伊》),以新颖的编辑形式、丰富的内容展现了一位意志坚定、智慧超群而又充满个人魅力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非凡的语言、文学与翻译才能,为读者们提供了一扇了解这位人文主义者对生命、宗教、政治及哲学的独特思考的窗口。 
　　两卷本的《伊》收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从1544年-1589年和1592年-1598年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文稿,是一本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和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之间文本互译的完整版本的集合。两位编者对每篇译稿的源文本及翻译背景进行了认真考究,在每一篇译文之后都有详细的翻译背景介绍和大量的经典及《圣经》注释。为了再现作为学者的女王的翻译学术活动,《伊》真实还原了译者的手稿,保留了笔误、旁注及涂改的痕迹,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及审美取向,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与译者隔世对话的感觉。为了阅读方便,两位编者还对原译稿和英语进行对开页的排版设计,使译文每一句都有对应的现代英语。这样的安排既方便了现代读者的阅读,又满足了使用不同语言读者的需求,同时还能让读者详细了解译者在翻译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技巧。正如《北方文艺复兴》杂志的海伦·哈克特所指出的那样:“《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的出版,不仅使我们的书架顿生光辉,还会引发读者对作为杰出学者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也许我们应该对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学活动的翻译加以重视了”(1)。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小说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和再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作为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富有的之一的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外交政策、宫廷生活、家族恩怨及个人情感,然而很少有作品能像《伊》那样让读者通过阅读女王的翻译作品,跨越时空去真实地感受女王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对生命、宗教、哲学、诗歌的思考,进而了解她在统治期间的政治手段及策略,重新认识她在英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的价值。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首先,作为受人文主义的最典型范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师几乎都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她受到古典、历史、数学、诗歌和语言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她可以说和写六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伊》收集了伊丽莎白一世从少女时代(11岁)到晚年(65岁)的大部分翻译稿,从这些宝贵资料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翻译活动几乎伴随女王一生,不同时期的翻译文稿反映了译者的不同的思想成长历程,更能还原一位戴着君王面纱的人文主义者在处理人生与政治等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人文情怀。女王的早期译稿(1544-1547)揭示了她皈依基督教及接受新教教义的心路历程。早期译稿包括她在1545年和1546年作为新年礼物献给王后凯瑟琳·帕尔的其翻译的法国玛格丽特’纳瓦拉王后的诗歌《罪恶灵魂的镜子》、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她把凯瑟琳·帕尔王后的《祷告与冥想》译成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语文本,以及1547年译的贝纳迪诺·奥基诺的《什么是基督》。被誉为“法国第一个现代女人”的玛格丽特,纳瓦拉王后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军人物,她在诗集《罪恶灵魂的玻璃》以一个内心充满对上帝渴望的女性身份与上帝对话,呼吁上帝给她“一颗洁净的心”(47),表达了一个新教徒对耶稣基督真挚热烈的情感,把基督比作“我的父亲,兄弟,孩子和配偶”(67),宣扬上帝的仁慈与博爱,认为“他(上帝)的爱点燃了我心中爱的火花,让我心中充满爱,他因自己的善行而能获得更多的爱,也让我更爱他”(117)。诗中冲破了罗马天主教教会对信徒的灵魂禁锢,宣称“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洋溢着人文主义色彩。《罪恶灵魂的玻璃》为早熟的伊丽莎白一世指明了灵性探索的方向,她把自己作为上帝的“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32),这成为她后来宣称自己为英格兰民族的母亲和妻子的最早的有迹可循的心音。通过翻译内心与上帝的对话,启发了她意识到作为上帝子民的神圣责任和义务,为她以后承担君主治理天下的责任奠定了心理基础。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强调《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据,从上帝的至尊谕令和全能出发,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即预先选定一些人得救和决定另一些人沉沦,这种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基石。在政教关系上,加尔文认为政权是上帝按其神圣意志所任命的,要为人民造福,并捍卫纯正的教义和教会。把《基督教原理》翻译成似乎成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心中最早的治国文本,为她后来智慧地解决各类政治、宗教冲突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而翻译凯瑟琳·帕尔王后的《祷告与冥想》,勇敢的倡导“人的精神是自由和平等的”,则无疑唤醒了作为少女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深刻的影响她的施政生涯。在她的影响和鼓励下,英国文艺复兴活动迅速蓬勃发展,思想、学术、诗、诗剧、散文和翻译等方面都成就卓越,出现了莎士比亚、锡德尼、斯宾塞等人文主义者。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次,《伊》显示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中晚年的翻译涉及内容广泛,体裁多样。如果说早期的翻译文稿磨砺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语言能力、培养了文学写作技巧的话,中晚年翻译的文稿主要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表达。翻译是她自我言说的一种手段,她把在翻译中得到的思想理念直接用于指导现实中的问题。这些文稿包括伊丽莎白一世收集翻译的《伊丽莎白女王名言警句集》、古罗马时代著名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道德书信》、《赫尔克里斯·阿托留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的《论友谊》及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的《特里翁菲》以及西塞罗的《为马尔塞鲁辩护》、贺拉斯的《诗艺》。通过对翻译源文本精心的选择和仔细研究,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及修辞上的修正,反映了译者作为女性统治者对社会责任和义务、治国方针及策略和对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众多问题的思考。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名言警句选集》收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从《圣经》、古代经典作家文论、中世纪神职人员手稿、伊拉斯谟等人的著作中选取了259句名言警句翻译成英语,内容涉及到:“论统治”、“论正义”、“论仁慈”、“论咨议”、“论 和平”、“论战争”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警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富有哲理。“论统治”一篇中,有诸如“国王在性情上应是哲学家,但在地位上应保持为统治者”(348),“君主不应该否认言论自由正如牧师否认他内心感受一样”(352),“君主没有学识就像帆船没有船桨,鸟儿没有翅膀一样”(352)。这部警句名言反映了女王的政治倾向和道德理想,也表明女王学识渊博、敬畏上帝,善于接纳明智的建议,并全身心致力于全国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