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行进中的寻找和失落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

    总之，以往写诗所忌讳的，正是反“诗”之诗所追求的。这类诗歌的出现，是“对现存语言秩序，对总体话语的挑战”（于坚语）；“它无须向读者表明它代表什么意义或暗示什么事件，它自身就足以构成意义和事件了。”②“反诗之诗”，标志着一种新的诗歌方式的诞生，为当代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这并不意味此前既存的诗歌方式都是落伍的，也不意味着诗坛秩序就要被其彻底替代，进化论思想对文艺未必完全适用。事实上，“反诗之诗”一路走来，也自我设置了一路的陷阱。特别是本体论上的反“常”求“异”，是关乎诗这种文体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能否趟出一条大道，实在是让人怀疑。

    对于一门艺术来说，接受者的态度直接影响它的存在与发展。十几年来，中国诗坛笼罩着浓重的雾障，遮蔽太厚重了。它使写诗的人们感到沉重和悲凉，使读诗的人们感到困惑和茫然。沉重和悲凉使不少写诗者改弦易辙，远离“悲凉”，另图它谋；困惑和茫然使一批又一批的读者，绕开泥淖似地离开了曾让他们神往的诗坛。中国诗歌要复兴，必须走出遮蔽!时下诗坛的遮蔽是双重的，要“走出遮蔽”，需要作者和读者双方面的努力。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是贵族的，是属于少数人的高雅艺术。诗的读者少，是诗歌回归本位的必然，读者多反而是不正常的。我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一个明确的事实是，诗在共时态或历时态下都征服过众多的读者，诗也曾经是属于多数人的艺术（当然，写诗的只是少数人，大跃进民歌的做法并不可取）。把可以是多数人的艺术人为地引进少数人的圈子里，这种态度是轻率的，对诗歌也是不公平的，对曾经生长在诗的国度中的先人们，也是交待不过去的。我们的使命是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审美需求，眼中有读者地去发展这门艺术，不能让诗歌精神在我们这些人手中断裂。其次，诗应走出高蹈和爬行的阴影。诗，是诗人灵魂的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从现实生活的土壤开出的精神花朵，是从生命高度标识时代精神走向的艺术。“高度”并不就是“高蹈”，而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却是以某种高蹈的姿态，和生活现实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从表意和话语上都给读者造成“隔”的感觉，新时期以来的多数诗人不同程度地与时代政治保持了疏远的态度，而走向内心深处去重新发掘诗的富矿。走向内心，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更能逼近诗的本质。这类诗歌是深刻的，我个人感情上更喜爱这类诗歌。但我同时认为，“疏离情结”不应成为诗人们永远的心理现实，也不应成为诗的一条永恒的准则。固然，诗是抒写诗人感情和生命体验的，但诗也是写人的。只要生活在人类的社会里，“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就永远是合理的。因此，诗的题材、诗所展示的生活和精神层面应该拓展，包括社会政治主题也应该引起诗人的关注。

    与高蹈相反的，是形而下的欲望表述。这类诗歌使作为前卫艺术的诗歌失去了“精神的前卫性”，成了自恋者的无味絮叨或无话找话说。更有甚者，倡导“下半身写作”和肉体欲望的表达，这类诗歌作为一种实验具有反神学的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方向却决非诗之正道。对于生活在炼狱中的人来说，天堂的魅力是永恒的。生活并不全是低俗的欲望充斥，人们生活在现实中却不愿意一直身陷世俗的涡流，他们希望能从文艺里得到精神的补偿。但这些诗歌使他们感到失望，最初阅读时的新奇逐渐让位给疲惫和厌倦，因为他们从诗歌中得到的并不比实际生活更多。这种文学价值取向对读者阅读兴趣的败坏是严重的，增强了一部分读者对新诗的不信任态度和逆反心理。这是诗人们必须走出的又一种遮蔽。诗人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天使应该是有翅膀——精神飞翔的翅膀的。为了让诗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些诗歌在价值取向和语言形式上驱逐了“崇高”，但作为诗人，其精神世界却不应该也是卑俗的。第三，用“今天”的汁液滋养“能够欣赏美的公众”（马克思语）。缺少广泛的读者，缺少交流对象，已经成为制约现代诗歌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不能全怪诗人，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审美追求的多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但读者自身存在的遮蔽心理，也是影响接受的一个顽结。我就见过不少有学问的人，对新时期以来诗的进步视而不见，由读不懂到不去读，诗的鉴赏能力很差，评价标准还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套。“用‘今天 '的汁液滋养‘能够欣赏美的公众'”，与其说是作者的责任，毋宁说是读者的责任。不是天下无好诗，而是好诗缺知音。自从由“浪潮化写作”进入“个体化写作 ”以来，诗歌在悄悄地前进着，特别是在呈现生命的内在真实方面有了新的超越。

    诗，不论持何种观念，最终总是以具体的诗歌文本形式和世人见面的。形式，是诗人与受众进行交流时先要揭开的一道帷幕。诗人们没有不关注诗歌形式的。胡适虽然说过“要须作诗如作文”，但他强调的乃是打破旧的形式桎梏。郭沫若也说过“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他乱跳乱舞罢了。”③但“乱跳乱舞”正是一种新生的形式，他的诗正是以个性解放的内容和惠特曼式的自由形式开创了一代诗风。自“五四”以来，中国白话新诗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走过了一条风风雨雨的路，到今天仍是一种不成熟的形式。新诗才走过九十年的历程，一种艺术形式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但从我国诗坛的现状和读者的需求来看，形式建设已经成了不可不重提的话题。一是形式——这关系诗歌本体特征的课题，困扰诗人已久，而受众与诗的疏离，也与形式的关系极大；二是经过百年的“诗界革命”，新诗走到今天，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都为它的形式建设提供了又一次机遇。实际上，一些有形式自觉的诗人，已在形式探索的路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足印。

    一个国家的诗，总是代表着民族语言的精华，它以概括而丰厚的内涵，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的最高标志。诗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有着更强烈的民族性、本土性特征。别的文学样式可以翻译，但要将诗完全化地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语系一种语言的诗要原汁原味地走进另一个语系另一种语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障碍。特别是汉语，是以字为独立表义单位的，音形义同体和由此带来的汉语语法的神形同构或神形异构而产生的复杂多变的语境关系，是以拼音字母为外壳的语种无法相比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不固步自封，努力实现与世界文化潮流的接轨或同步，使诗继续保持在诸文学样式中的先锋地位；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本民族文化的厚土培育今天的诗。发展现代汉语诗歌的立足点恐怕还是要眼睛向下去找，从汉语口语的语言特征和规律出发，让诗的生命之根深深扎进本土，从民族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诗歌精神和文本范式。在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基点上去寻找突破，寻找出路是可靠的，“现代化”毕竟要通过“本土化”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