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行进中的寻找和失落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3)

    林庚是比较早的具有民族语言意识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他说：“ 诗歌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或者说属于语言的艺术。总之诗歌比起小说、戏剧来，它除了语言之外是别无手段的。”④他从1935年开始写作新的汉语格律诗，先后进行过以“五字音组”奠基的十言诗、十一言诗和以“四字音组”奠基的九言诗的写作实验，提出“半逗律”的诗歌主张，为现代汉诗的形式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林先生从“律”的方面考虑的多，对诗歌形式如何合乎“生命的自然”、“情绪的流程”则关照不够。何其芳从汉语的特征入手，在50年代提出了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他说：“我们所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要有规律，每顿所占的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⑤何其芳的诗歌研究也是触摸到了发展现代诗歌的根基性论题的，但他主要还是从现代汉语口语的音、形特征着眼的，未能从汉语表义特征去深入考察。比起外国语言，汉语的优势更在它表义的灵活与多变性，正如王力先生指出的那样：前者是“法治”的语言，后者是“人治”的语言。汉语的以神主形的特征，为汉语诗歌语言的灵动调遣提供了广阔的自由。而中国现当代诗坛，立足于汉语母语这个根基的研究，实在是太缺乏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理论家们学习。

    中国新诗的发端，是借重外国诗歌的形式才打破了旧诗的桎梏的。今天，则需要从我们民族语言自身求得形式上的突破。从汉语的特征、规律入手，创造与“民族文化心理”较好契合的现代诗歌的审美范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形式建设，是一个被重新提起的话题，但中国现代诗歌要走出困境，仅仅注重形式建设、仅仅关注“怎么写”，则是远远不够的。“写什么”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肃的话题。诗歌精神萎靡的时日已嫌太久，已经久得让读者似乎失去了等待的信心。面对不容乐观的诗坛，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断有诗人发出“拯救诗歌”的呼吁。“拯救诗歌”靠什么?首先要靠诗人自救。诗人要有这种自觉意识。如前所述，许多读者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渐渐疏远了诗歌的，疏远的首要原因是诗歌中钙质的稀薄，从当下诗歌中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精神营养。诗人，应还纯正的精神营养于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精神建设是搞好形式建设的前提。“怎么写”和“写什么”，总是那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重建当代诗歌精神，不只是诗人们的任务，也是个人化写作背景下一个潜在的时代话题。

    注释：

    ①庞清明：《86现代诗群大展，第三条道路与流派精神》，《第三条道路》2006年10月1日。

    ②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③郭沫若：《论诗通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49页。

    ④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⑤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