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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3)

2013-05-10 18:08
导读:故事 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
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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