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 (2)
2013-05-14 18:01
导读：神的健康，这两点尤其体现在新形式的创造性上和表现形态的丰 富性上。王国维在1912年的《宋元 戏曲 考自序》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代有一 代
神的健康，这两点尤其体现在新形式的创造性上和表现形态的丰
富性上。王国维在1912年的《宋元
戏曲考自序》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他把“宋之词”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元之曲”相提并论，“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撇开了
风雅教化的尊体术，王国维把词学看作为一种“纯粹”，从而使她获得了普遍受尊
重的独立价值。这种独立价值集中体现在反映现实的人生，尤其是忠实地表述现实人生
的精神痛苦、欲望与忧患上。王国维论词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
剧意识，他称赞李煜词“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许多人认为提法荒诞
，但这话正孕育了王国维自己从叔本华、尼采那里传染过来的的与的悲剧色彩
，也隐隐流露出他深重的人生悯怜和朦胧的拯拔意图。他触到了纯真的文学、“纯粹的
赤子以血书写的文学”深层潜伏着的忧世赎罪的真谛。
作为王国维的新手段，王国维在“词话”这种旧形式下采用了新的探索技术，他组
装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剖分析千年的倚声之学各块组织器官。他的“境界”说以
及一套连环扣合的“有境界”、“无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
诗人”、“客观之诗人”、“造境”、“写境”、“隔”、“不隔”、“合乎自然”、
“邻于理想”等概念范畴为词学提供了一套崭新的中西
文艺学合璧的思维术与方法论，
美感形式与悲剧意识替代了传统词学的陈旧理论框架，词学第一次染上了现代学术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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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并且在思维与实践上产生了征服词学体制内人马的理性力量和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实
际能力。传统的词学界即使不很理解王国维的全套词学思想，但对《人间词话》内闪烁
出的奇光异彩也不得不刮目凝视，有所思索。
然而王国维的词学理论体系显然有着不少局限。局限并不是表现在他论词重五代北
宋，轻南宋，尤其是轻传统看好的白石、玉田（他说白石“有格而无情”；说玉田“无
句”，“一日作百首也得”）。——这可以说是一个主观偏见，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批评
创见。真正从的、
美学的角度来看，王国维词学的局限还在“境界说”本身的模糊
影响与诸多矛盾难合之处。其中重要概念范畴，他不肯认真界说解释；各概念范畴的逻
辑关系，他又不屑作细致严密的论述推演。他往往用“摘句”的手法来表达理论认识与
美感觉悟，缺乏科学的精确性与理论说服力——这与他用“词话”作为新理论的载体一
样同样是缺乏一种自觉突破的先进意识。还有他的重要词学
多用力在考证功夫上（
如汪元量的后期事迹，如周邦彦的遗事轶闻），《人间词话》开启的先锋理论后继乏力
，几成绝响。他的一些词录题跋，也往往率尔操觚，带有旧式名士的不良习惯。他对周
邦彦的评价“前倨后恭”，虽被后来的研究家们誉为探索的真诚与渐进渐深，但似也不
能不看出他对词学的认识与把握存在着矛盾与困惑之处。——总的看来，王国维的
词学研究前不如他的
哲学、美学之理论锐气，后不如戏曲、经史之沉稳厚重。然而他在
世纪初叶的独具只眼和理论新变则是现代词学崛起的信号，为现代词学奠立了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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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明在《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一文中曾说，在现代词学的新
变中，如果王国维算得上是一位“维新变法”式人物的话，那么胡适就足有资格被称为
此中的“革命党人”了。他在此文中对胡适词学的“革命”性冲击，推动词学朝着现代
化的方向急速转型和迈进的所谓“澄清迷雾，振聋发聩”的历史功绩有相当全面的论述
。胡适深具反传统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戴着“过激党”的帽子，他的词学理论对传统词
学的挑战与冲击带有更激烈的狂飙意义。胡适与王国维不同，王国维的求新变的呼声湮
没在晚清传统词学高涨汹涌的潮头里，孤军奋战，没有产生重大的响应。胡适则在新文
学革命的事业中不仅杀出了一条血路，开出了一片新天，而且还了一套理论，带出
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一股奔腾向前的新潮，造就了一种改天换地、转换范式的大气候—
—收功效果大不一样。关于胡适的词学研究的理论建树和狂飙突进，六年前我在《胡适
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一文中曾专门大写了一节，这里不想重复。只是提纲挈领
提几条，并且着重谈一下胡适与王国维在现代词学崛起运动中的不同贡献，以点明这一
脉历史线索的行进轨迹。
（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史源流中的正宗与主潮，因而最有价值，最有生命，最
应受到尊重。词正是白话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镇，既具典型意义又有影响力。词的“尊
体”运动到了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认识在学界确立、普及才最终完成，并且一劳永逸歆享
供献。
（二）民间源头论。“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
”云云，胡适的这一段著名语录人所熟知，也有时时重温的必要。
（三）基于上面认识，胡适推出了他的词史见解：即著名的词的“本身”、“替身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和“鬼”的三段论历史。——有清一代的词学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
史搬演，虽然轰轰烈烈、气象壮观，然而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无一点生人的生意、生气
。词本身的历史又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歌者的词
”即是民间新创词的体裁，文人参加渐成“诗人的词”，而“词匠的词”即是“天才堕
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生气剥丧完了后的“小技巧”、“烂书袋”、“烂
调子”！技术主义，工艺主义，典故与书袋代替、压倒了活的文学的创作与艺术的真美
。——这一套理论把王国维在审美底蕴上贬抑南宋的思维扩展到了哲学、历史眼光的判
断，断然把南宋一批“词匠”开除出了文学的殿堂。
（四）在词的内容风格上重豪放，轻婉约，为词的审美批评和风格流派的分野立出
了新的时代要求。这个审美判断由一时的见识异化为特定的教条，由于诸种历史内容与
条件的原因，实际上的影响力笼罩了词学界半个多世纪，霸气十足。几乎到了八十
年代初，才有了反拨的历史条件并由之酿成一场学术冤屈的历史控诉，一段时间内还结
成一条声势巨大的审美立场上“反豪放”的统一战线。
不过，笔者在这里又必须指出一点：胡适对词发起的这场革命是留有一手的，或者
说是给出路的。胡适同王国维（也同梁启超）一样，受时代大气候薰染喜欢做词，当然
绝不主张废词，即打倒词。他掀起文学革命的“誓诗”即是写在了一首《沁园春》的词
里，新文学革命的心声正不妨用旧的词形式宣示出来。当然风格声调变了，文字雅俗也
变了，“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内容意味更是大变了。——白话进入了词，白话
词成了胡适创造的白话新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是他最满意的那部分。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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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看出胡适对词的给出路政策的优渥：一是他自己填了不少白话词，而且平仄韵律大
抵合辙，并不违反“倚声填词”的基本原则；二是他始终不肯让新诗兼并了词，保持了
词文学体裁的形式独立。正是由于首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主帅网开一面，“五四”新文学
的大洪流冲垮了《选》学的辞赋、桐城派的古文和同光体的假宋诗，唯独留下了词。但
也冲掉了词的“常州”色彩属性，保留了它清新活泼、明白如话的纯洁体式。
胡适同王国维一样，也信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形式递嬗上王国维更多地留
意诗的不同体制的替代演化，他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
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
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
由于此。”这段话过于机械活溜，与他的“诗至唐中叶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