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 (3)
2013-05-14 18:01
导读：后，殆为羔雁之具”，“至南 宋以后，词并为羔雁之具”等话一样，模糊影响，值得商榷。但在外貌上很与胡适那段 著名的话相似。不同的是主体：胡适
后，殆为羔雁之具”，“至南
宋以后，词并为羔雁之具”等话一样，模糊影响，值得商榷。但在外貌上很与胡适那段
著名的话相似。不同的是主体：胡适说的主体是民间文士，包括歌伶乐工；王国维的主
体则是上的“豪杰之士”，即大文人，著名作家诗人，很专业的。——两人论断微
妙差异，可见一斑。1935年7月胡适曾有一信给任访秋， 谈到他与王国维在论词上的分
歧。首先胡适强调：“我的看法是的，他的看法是的。”两人在词史上着眼点
不同，结论亦不同。胡适又指出王国维的“境界”概念，“隔”与“不隔”的提法都说
的“不很清楚”。胡适认为，王氏的“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而他理解中的
境界或意境应是“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看法）”，“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
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王国维的所谓“隔”，其实只是“不能浅出”而已，并不玄
妙。胡适还提到，“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指《人
间词话》）。——大概王国维自己并不满意《人间词话》（王国维十分满意自己的“人
间词”，评价甚高），胡适则深信自己的词史观是“根本不错”的，他的词学研究意在
历史的阐释与思想的前进，重在传授一种观念，锻炼一种眼光，培养一种意识。
三十年代：两队人马各做各的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他提倡新运动“整理国故”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建立起
了一套崭新的词学研究框架和词史的认识观念，使词学研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
转型，把词学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或者说开启了一个词学新时代。胡适是
用中西学融合的文化的批评手段居高临下，自外而内地解剖传统词学，他的手术做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得更先进，更大胆，“革面”居次，“洗心”为上。胡适的词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带出了
一队人马，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洗心”为上的新潮流，中国传统文学
史上有关词的章节已被推倒重写。
这一队胡适派的新人马，重要成员和最新成果有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
史略》、《词学概论》，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柯敦伯《宋文学史》，薛砺若《宋词通论》，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他们的关于词和词史见解，间有细枝末节的不同，但贯通的
目光、演化的观念则是一致的，均打上胡适牌鲜明的印戳。在词的现代学术史的演进上
，他们无疑是一条主线。但他们几乎又全是词的本体研究体制外的人物，严格说来，他
们是体制外论词，安排词史，评估词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姑可称为“体制外派”。
——连同王国维也是“体制外派”的奠基人物，施议对《百年词通论》就说：“王国维
论词实际尚未进入词体的深层结构，他的理论并非词的本体理论。”——称“体制外派
”是相对于“体制内派”而言的，三十年代的中国词坛正活跃着一个声势巨大的词学“
体制内派”，也即是《词综》、《词律》以来一直绵延到“四印斋”、“双照楼”、“
彊村”门下的正宗传统派的词学队伍。这一派人马注重词的本体理论，词
的内部深层结构，整理与研究工作多集中于词籍、词谱、词调、词韵、词史，也即是龙
榆生提出过的词学八项中的三项：目录之学、声调之学与词史之学。他们的代表人物有
夏敬观、刘毓盘、梁启勋、吴梅、王易、汪东、顾随、任讷，陈匪石、刘永济、蔡桢、
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赵万里等——集一时词学体制内精英，阵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营壮阔，大将如云。他们的著作如《词调溯源》、《词学通论》、《词学》、《词史》
、《词曲史》、《词学研究法》、《词源疏证》、《校辑宋金元人词》等等均是词的体
制内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圭璋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的编辑印行更是这一队人马
中三十年代最辉煌的硕果，于千年词业功德无量，而龙榆生创办并维持了三年五个月的
《词学季刊》也是那段时期词学体制内派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传统的词学中人又忘不了传统词坛的雅事盛曲。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便
有结社填词的雅举，三十年代尤盛，如北京的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天津的须社，上海
的沤社、午社、声社，南京的如社等等。春秋佳日，或访花品茗，或揽胜寻幽，拈题限
调，放怀唱酬。除了有组织的词社活动之外，三十年代各大学一时还都设置词学教授讲
座，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
中山大学的陈洵，
武汉大学的刘永济，
北京大学的赵万里，
浙江大学的储皖峰，之江大学的夏承焘，
重庆大学的周岸登，
暨南大学的龙
榆生，
河南大学的邵瑞彭、蔡桢、卢前等。一时还有“词学研究会”、“诗词函授社”
的发起，词学昌明，热闹非凡，“词的解放”的口号唱得很响。从衣冠唐宋、雅词曲拍
里总难免透出阵阵发扬国粹、踵事增华的陈腐气息。难怪进步的文化界与思想界要发出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严肃的批评之声，如郑振铎在《词的存在问题》一文中说：“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
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的
产生！……我将真为‘解放’两字一痛哭！”又说：“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
四印斋、双照楼、彊村所刻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
他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护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一个
‘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郑振铎指出：“现在对
古文学乃是一个帐的时代”，我们研究词，并不是为“昌明词道”，我们有必要用
“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才是词学研究的正道！
体制内外两派平行存在，各干各的。体制外派忙于自己的旧文化批评与新文化建设
，相对宏观的文化眼光使他们的工作重心大都离开了词。——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过
去仅仅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或山林雅士寄托怀抱的阳春白雪——词，这种狭隘的文学形
式呈开放型、大众型，变成为更多的人能制作运用并可充分反映时代新生活情趣的
文学样式，所谓“旧瓶装新酒”，旧瓶历久，酒则弥新。体制内派依然严肃认真做着体
制内的功课，同声相求，音词切磋，职业情感涌起时也往往在词学刊物的“今词林”、
“今诗苑”栏目里陶写怀抱，锻炼技术。不过体制内派的大学者也往往感受到了学术风
气的逼迫和时代精神的薰染，如龙榆生，他偶尔也移步出体制，站到了体制外的立场上
撰结诸如《两宋词风转变论》、《选词标准论》、《东坡乐府综论》之类的词学批评文
章。又如赵万里，他精心完成了他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专门去请胡适作序，而胡适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在序中对体制内词学的优等功课表示了相当称赞的同时也对体制内作业的技术规格作了
相当严格的并且充满现代色彩的要求。这也正可看出两派交流的历史痕迹（龙榆生《论
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也应是一种交流的痕迹）。胡适也正是在为赵万里作的序里提
出了“词与曲的分界”的宏观见解，又提出了“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的体制外口号。其
实体制内外的人马早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表示出惊人的一致，如二十年代至三
十年代初有关敦煌旧藏唐人写卷《云谣集杂曲子》的校辑整理，王国维、胡适、朱祖谋
、龙榆生、刘半农、郑振铎都表示了一致的关心与重视。胡适到晚年还在为这本写卷的
王国维、罗振玉、朱祖谋、龙榆生的“跋”写“按语”！
当然整体来说，在三十年代的大年历中，体制内外两派仍是各干各的，平行存在，
但是各自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想运行的轨辙倘作比较，其结论应该还是相当清楚的。当
然“术业有专攻”，体制内派对词学的纯粹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术
影响一直保持到五十、六十年代，甚至八十、九十年代，成为新时期词学大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