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 (5)
2013-05-14 18:01
导读：1期的《评论》上。 题目是《“诗余”论》，夏先生释“诗余”有“三种含义”：一，是诗之“闰余” ，即所谓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诗的余力作词，
1期的《评论》上。
题目是《“诗余”论》，夏先生释“诗余”有“三种含义”：一，是诗之“闰余”
，即所谓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诗的余力作词，所谓游戏文字；三，以“宫体诗”
为词，《花间集》所谓“以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即宋人所谓“艳科”。夏先
生的“宋词批判”，即是针对“诗余”这种消极颓废观念在宋词中的具体表现的。“举
例”主要举的是三个例：首先是苏轼。苏轼词的最大毛病还不在他的“大量玩弄女性的
‘艳科’作品”（因为那有许多客观原因），夏先生认为，“苏词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是
他的颓废出世的佛老思想，尤其是他表达这种思想的特殊手法。”具体最著名的词例即
是《念奴娇·大江东去》，“外表豪放而骨子里颓废”，结束的“人间如梦”暴露了他
的“虚无主义思想”。整首词的思想内容是消极颓废的，这类宣传“人间如梦”的词作
，苏轼还有不少，但以《大江东去》为最著名。他还指出：“苏词的这类作品的不良影
响由于它蒙上了一层豪放的外衣，而使读者失其警惕性，并且这种豪放气势也更能加强
它的感染力。所以这些在以前认为是苏词名作的，在今日更要彻底批判”。——这
是在批苏词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型态观念了，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需要和任务
。夏先生又说：“苏词的主要缺点还是它的内容，形式上似‘句读不葺之诗’，却不足
为病”。不但“不足为病”，而且正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为之，夏先生第二例批判的
便是批评苏词似“句读不葺之诗”的李清照的《词论》。李清照的《词论》核心意见是
词“别是一家”，词与诗在质性体制上必须严格区分，内容表现上也因而滑向侧艳，更
趋狭窄，从而削弱甚至消取了词反映时代现实和斗争的能力，因此是一种“保守落
后”的见解。这种见解对后代的影响“相当深远”，流弊很大，也是造成词消极颓废的
糟粕大量涌现的理论根源。夏先生认为，批判李清照的《词论》目的是当今的诗人
：一切文艺作品，都应积极反映现实，发挥战斗的社会作用。——这是他六七年前批判
《词论》意见的重复，今天显然批判的力度加重了。第三例批判对象是陆游。夏先生指
出，“陆游词有三类作品该批判”。一类是“艳情闲适之作，分量都相当多，这和他的
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立场有关”。第二类是“表示虚无思想的，共一二十首”。第三类是
“曾起一定好影响，而在现在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一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即是《卜算子·咏梅》。他说：“这是陆游一首抒情词，用梅花比自己孤高倔强的
品格和在政治上被排挤的遭遇，表现了旧知识分子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思想意识，在现
在就该批判了。”——着眼点也是落在“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上，当然更强调了
“在现在”必须批判的时代迫切性与普遍针对性。
在这篇文章里夏承焘就词学正面立论，提出了三条基本意见：一，“词起于民间，
是我国古代人民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二，“词成为‘诗余’之后，它的社
会作用便大大地降低了。”三，“词只有和诗合流才能走向发展的道路”。南宋的一部
分词能和诗合流，脱离了，不把词当作“诗余”看待而严肃认真地创作，结果产生
了光辉灿烂的作品（如张元干、张孝祥到辛弃疾、陈亮一路），走上了发展的高峰。而
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一路，“因为阶级思想生活的限制，专在形式上用工夫，也就
重新把词带向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夏先生的这几条意见明显是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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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论词的复述。胡适认为苏辛派的最大功绩便是打破词的疆界，与诗合流，他说“这是
词的一大解放”。今天的夏承焘则要求承继这种词的大解放的潮流，发挥它的生命力、
表现力与战斗力，大大加强其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面对这样一
幅景观，我们又如何“政治抒情”？我们不得不想起那首被夏先生点名批判的陆游
《卜算子·咏梅》，王国维贬陆游，称“剑南有气而乏韵”，而这首《卜算子》恰是他
难得的“气完而韵深”的好词。我们忍不住要暗诵：“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词句又何尝不是词学演进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东风临夜冷于秋”，恐怕在那个时候，在夏先生和其他
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心里，也只是心香一瓣如故，顾不得她的外部形态是“泥”是“尘”
了。
八十、九十年代：全面繁荣及繁荣下的思考
新时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是词学全面繁荣的时代。经过七十年代最后两年的思维苏
醒与调整，词学几乎是以最快的抢跑速度和最敏锐的解放意识迎接这个光辉璀灿的
新时期的。一千年的词学传统，一百年的兴衰曲折，潜在积储全部释放出来了。“梅花
繁枝千万片”，雪寒后一片蔚然红霞。词学论文铺天盖地涌出之际，一百年来的几乎所
有重要词学典籍全部整理重印，一千年来的几乎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全部整理出版。更令
人激动不已的是一部部有开创意义或界碑意义的研究著作雨后春笋般耸起。伴随着优质
成果的涌现，词学领域已经新人涌动，大家林立，一派生气勃勃，后继无穷的动人景象
。
无疑，新时期词学大繁荣的格局内也潜伏着新旧两种思维的消长，也时时显示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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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外两种观照视角与观念见解的冲突，但总的气象是吉祥喜人，一团和气。有时这种
气象甚至催人发困，令人担心会阻滞学术思想的勇猛精进。而多元并进的词学工程优秀
成果也确实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具体一一枚举细述。
大抵看来，八十、九十年代词学界的关注落在下列几项：一，为婉约派正名，为南
宋婉约派大家正名。二，“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受到体制内集体无意识的推重。三，
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形成。四，清词研究开始兴旺，成绩令人注目。五，三流
、四流词人进入研究领域。六，研究家普遍乐于承担普及赏析、辞书条目的撰写，此类
书籍畅销一时，多如牛毛。
简要地对前两点说几句话，与本文宗旨关联最多。
豪放与婉约两派之分严格说来是明人张綖正式提出的，但自两宋苏辛以来的创作
实践与词学评价早已有了这两个风格类型大致的区分。由于胡适、胡云翼两位在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文化内涵的立论褒贬，五十余年来豪放一派一直处于受尊仰的地位，而婉约
派尤其是南宋的几位婉约派大家长期受打压。新时期的词学界尤其是体制内派的主流首
先想到的课题就是要推倒重豪放、轻婉约的“历史冤案”。“老鱼吹浪”，“鸟雀呼晴
”，一时文章如潮。还专门列入大型讨论会中心议题，集体喊屈诉冤。“周情柳思”终
于压倒了“苏辛气调”，婉约派彻底平反。苏东坡的“豪放”大受质疑的同时，周清真
已升坛成了“通天教主”，南宋的白石、梦窗、碧山、玉田几似“四大天王”。不过科
学冷静的学术结账工作则是到九十年代初才出现，陶尔夫、刘敬圻合撰的《南宋词史》
的出版标志着词轻南宋的局面根本扭转，立足词本体的词史评价正式确立，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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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婉约派回到正宗地位，“艳科”一并它的“绮罗香泽”也得到了
新人文主义和新人性论的辩护。体制内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偏斜很快便催生了孤立主义的
偏执。与之相通的则是对词“别是一家”认识的重新皈依，自觉而且过分地强调词的严
格合乐性、特殊的声调韵律与独立的文体发展机制，重新弥漫起一股封闭型的孤立主义
空气。笔者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相对的贫困
、历史的淡化，迅速富裕起来的词学形成一股回归体制的思潮（其精神内核颇有点像国
学向乾嘉的回归），价值取向上向三十年代的词学教授的体制内作业靠拢，进而自觉地
、顺理循章地并且自矜地向王鹏运、朱祖谋，甚至朱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