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 (4)
2013-05-14 18:01
导读：荣的宗师 级人物，在诸个词学重镇，各领风骚。 五十、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
荣的宗师
级人物，在诸个词学重镇，各领风骚。
五十、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
古代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文化战线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思想内容上的
人民性与爱国主义，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成为衡估一切遗产的重
要标准，标准第一，标准第二，词学研究以及词人作品评价当然亦一无例外地
服膺这些准则。这些准则无疑集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任务所要求的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新涌入词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厚今薄古”不仅是新思维
，而且是新机遇。一批老词学研究家则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用旧思维、旧方法累积有年而
做出来的厚重成果，也开始尝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踉踉跄跄，左顾右盼地步入了
新的研究领域，企图跟上新时代。——词学形成了一个曲折演进发展的新格局。
马兴荣在1980年写过一篇题为《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五
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成败得失的。这篇文章对这个三十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估
价后指出了她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重思想，轻艺术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标准简单
化、庸俗化的“古为今用”。这方面的问题暴露了文学评论界流行的“左”的幼稚病，
并且直接导致了唯物论与庸俗学的批评的泛滥。二，重豪放，轻婉约，这个风
格流派上的褒贬格局的衍化发人深省。尽管我们花了最大气力发动了一场最大规模的扫
荡胡适派古典文学研究观点与方法的运动，但由胡适一手煽起的重豪放、轻婉约，以及
由之派生的贬抑南宋词匠、一笔抹倒清代词鬼的经典性教条却深植人心。胡云翼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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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选》从1962年出版以来，豪放、婉约的评价上的性落差更扩大化、凝固化、绝对
化了。——胡云翼悄悄把胡适重形式风格的自然通脱修正为社会政治内容的健康进步，
所谓改头换面，这恰恰正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左”的认识思潮通贯合一了。王鹏运、朱
祖谋们顶礼膜拜的梦窗词被胡适派打压得一直抬不起头来（据马兴荣，吴文英“三
十年来就只有一篇短短的研究文章”），遑论清代词鬼的无人理睬了。——进步的词学
界就像红学界鄙视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样，带着一种严重的历史偏见冷落婉约派，
特别是被胡适点名批判过的南宋婉约派！
五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次是关于李
煜词的评价，一次是关于李清照词及《词论》的评价。当然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
的论争也已开始，但这基本是一个历史考证问题，与李清照改嫁问题一样，属史实的论
证与认定，不在本文关注的视界之内，尽管这两个问题均隐含着深重的文化与社会
的思考。
1955年开始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争论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当健康的学术氛围内展开，
并且又还在一个相当温和的权威结论下收场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新变格局的同时
，也折射出重新组合过后的新旧词学队伍在观念与人文立场上碰撞的火光。新的历
史条件下，自有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关注方式——自然也耸起了新的历史权威和新的理
论魅力。李煜词的讨论于1955年8 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论
争环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争论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
史观的新台阶，处于同一个认识平面。南唐社会政治状况，李煜的封建帝王身份最受人
重视，前期作品的爱情态度有没有“人民性”？与人民感情“相通”否？后期作品反映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的是不是“爱国主义”？个人私生活的眷恋与故国山川臣民的怀念“交织”与否？结论
差距很大。——问题一凿实，有时文学的内蕴反倒蹈空。在谈到上面最后一个问题的争
论时，我不由想起苏轼的一段批评李煜《破阵子》词的话。苏轼就词的最后三句“最是
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发议论道：“奉国于人，故当恸哭于九
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东坡志林》）——听这段
话，不由替苏轼脸红。苏轼把后主词当历史读，发政治感慨。“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
民而后行”，是政治伦理，是历史；而“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是艺术，
是审美，是文学典型！是王国维说的“神秀”与“天真”！在这里，李煜艺术审美的把
握特别是美感的表现形式的认知显然要胜过苏轼一筹！苏轼与提这些个问题的人一样，
认识落在李煜是不是好皇帝，而我们问的是李煜为什么是优秀词人。
话归正题。毛星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的发表标志着前一阶段讨论的终结。他
认为我们不必纠缠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也不必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的
标签乱贴李煜的词。他表态道，李煜是一名“好声色”的皇帝，谈不上爱情的真挚与专
注，更谈不上“人民性”，后期的词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李煜词的阶
级内容是明白的，思想感情应该也是清楚的，要紧的是回答：“近千年来李煜的词为什
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好？”问题又回到了词人评价核心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
理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以后的讨论便围绕着这个问题作解答。权威的解答是何其芳
的“典型共鸣”说。何其芳对李煜词所以能引起历代读者的激赏与共鸣作了相当完整的
理论阐释：“典型共鸣”，不仅在它的典型性（尽管李煜生活面很狭窄），而且在它的
真实性（尽管多的是帝王的“愁”与“恨”），而它们是与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相联通的
。何其芳也明确反对用“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廉价的标签”去
贴李煜的词。李煜词的讨论在何其芳做了总结后争论各方基本上获得了共识，词学研究
处在健康地展开但曲折地行进的轨道里。
李煜词讨论刚到尾声，关于李清照的讨论便接踵而来。1957年开始评价李清照时，
肯定的声音很高，备加颂扬的文章不少。但到1958年，由于思想理论战线左转与高教改
革激进过火的大气候，李清照声誉一落千丈，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被公开
批判，如
复旦大学批判刘大杰便很有代表性。李清照这个人及其词遭到彻底否定。六十
年代初，又由于特定的政经形势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弦”稍稍松弛、缓和
，李清照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一批词学大家如夏承焘、唐圭璋、王季思等都踊跃参
加，从1958年的全盘否定中争夺回了部分的肯定评价。但普遍对李清照的词中所体现的
典型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贵族上层妇女身份仍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有的甚至从她追
随宋室南渡的逃跑主义追诉到她的词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滑入颓废之路，从而论定
“她的词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整体看来，“怕”字当
头，批评的词色严峻，文心困惑，肯定的意见低气嗫嚅，欲说还休。但围绕着李清照《
词论》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相对来说还靠近学术层面。这次论争由于政治气候“乍
暖还寒”，匆匆收场，分歧没有得到调和，大家话没说完即自觉趋于冷寂，当然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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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性的意见。——真正的李清照的学术大讨论则是八十年代的盛事了，大放异彩，风
光四播。真所谓“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可惜到了那个时候，一片赞美唱颂，已经
很难听到一丝一毫真诚的批评之声了。
六十年代中由于整个文
化学术领域的历史遭遇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形成的外
部气候，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沉寂，词学研究也暂告消歇，退出学术坛坫。词学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下的悄然撤退却很有典型意义：她是由一代词宗夏承焘的一篇带
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为标准的。这篇文章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写于
1965年12月15日，发表于1966年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