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性与价值反思(2)

　　总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思潮，其理论特征除了上述概括的几点之外还有很多，体现出混杂性特征。英者阿兰·罗德威这样评价后现代主义：它“是青春的，同时又是颓废的；它才华横溢，同时又是邪恶的；它专注于分析，同时又具有浪漫色彩；它既似曾相识，同时又新颖入时。这就是说，它是自相矛盾的”。

二

　　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以美国著名理论家杰姆逊1985年应邀在北京大学的作为起始点。当年，杰姆逊在北大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系列讲座，随后，数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他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是国内第一次完整介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正是由于该书的出版，一些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诸如“多中心”、“平面感”、“零散化”、“类像”、“消解深度模式”、“复制”等，悄然流行于中国批评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学说被相继译介，在此基础上，国内不少学者也纷纷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阐发和探究，并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起到了一种启蒙奠基作用。当然，随着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又同时成为一种催化剂，使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登场，与中国当代现实本身表现出的某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文化语境有必然联系。首先，新时期社会变革中兴起的批判反思思潮，提供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话语场域。后现代主义传人中国的时候，正逢我国推进思想解放的阶段，在对“文革”及以前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的批判反思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化的反叛性和怀疑性的思想观念。这种文化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怀疑否定性与解构颠覆性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契合。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大众消费社会现实，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基础。后现代主义原本是西方后社会或信息社会、大众消费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特性与这种社会现实具有内在的关联性。2O世纪9O年代以来，在改革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助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大众消费潮流日益形成。这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在经历了沉寂多年的理论荒芜之后，一些批评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社会机体内萌生着的后现代文化因子，并试图在理论批评上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进行对接，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本土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的出现，无疑为后现代批评话语在本土的言说提供了可供诠释的文本。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发生了显著分化，文学创作进入了多声部的“无主题变奏”时期。不仅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有所谓后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第三代诗歌和先锋小说，可以看作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经历了话语资源枯竭或丧失阐释效力而面临“失语”的尴尬之后，批评家们终于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中国批评的后现代性，或者说所表现出的后现代特征，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潮批评。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一样，中国的新潮批评也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倾向，而不像以往的理论批评那样具有系统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对后现代话语的标举和倡扬，是对当下文化和文学状态的一种理论回应，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极力推进与同步的战略。

　　正是基于后现代文化立场，批评家在对本土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解读中，赋予“消解深度模式”和瓦解对现实的超越性信仰的价值取向，形成后现代批评话语的奇声喧哗。在他们看来，新时期以来的人道主义观念和人文主义理想，遭到现实价值尺度的冲击和嘲讽，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导致对以“意义的寻觅”为基础的启蒙话语的怀疑。巨大的现实反差使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本能地拒斥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他们怀疑新时期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为寻找支撑时代的精神信念和超越性的终极价值而建立的‘寻找的神话’模式”，而更多地认同由商品社会的冲击所产生的既定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后现代批评不再追求崇高与神圣，拒绝谈论历史、世界、对象、社会、人物，而乐意谈论、解构、生存、转换、替补，乐意捕捉并感受语言在能指和所指的无端角逐中带来的快慰，把批评还原为无限开放的语符形式中的一种高智商游戏。如果说，在文学告别狭隘的功利束缚的观念变革中，倡导游戏精神促进了批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自由的心态，那么，后现代主义批评中的游戏，则以人文理想的消解为代价，语言的能指滑动可以不负载任何意义的内涵。”检视一下当下许多后现代主义批评文本，诸如解构、平面感、去中心、消解深度模式、复制、情感零度、不确定性、零散化、碎片、文化工业、拼贴、时间缺失、颠覆在场、异端、散漫、曲解、变形、移置、反讽等话语随处可见。然而，这些概念几乎都是从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们那里直接移植过来的，其本质是一种“借挪式”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批评家们在与过去决裂，并试图直接参与所谓“世界性”话语的对话过程中，实际上情不自禁地陷入了一种“文化失语”状态。而从“自我失语”走向“文化失语”，恰恰凸显了后现代批评无法回避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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