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性与价值反思(3)

三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意义所在，那就是为久经“失语”尴尬的中国当代批评觅寻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话语。2O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一直是三种话语方式互渗互补：一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经典人文主义批评话语；二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批评话语；三是以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批评话语。20世纪80年代，这三种话语在碰撞之中互相促进，形成了文学批评少有的多元共生的局面。90年代以后，在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发生了又一次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反映在领域，其突出的变迁就是沉重的肉身与虚无的精神之巨大反差造成的文化话语的紧张与错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整个社会在精神生活领域内普遍地呈现媚俗化倾向，导致经典人文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启蒙传统反而遭到了启蒙对象的嘲讽。在这种尴尬状态下，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崛起文坛，以其解构的精神和批判的姿态，对当下市场经济中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状况作了自身的阐析，从而填补了知识话语的空缺，显示出了当下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密切关注。

　　然而，中国后现代批评话语毕竟是在他者“影响的焦虑”下的新生儿，它对西方后现代话语形式的直接挪移，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失语”的处境。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是言说着陌生的异国话语。无论是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经典人文主义批评话语，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以及以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批评话语，都是从西方直接借移过来的。文学批评话语本位的丧失使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文化失语”的无根状态。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批评家们又一昧地倒向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以一种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焦虑”去追赶当代世界的新潮流，这一接轨与同步的文化策略，无疑使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失语”的窘境更进一层，并终于导致了近年来理论上常见的一种“浮躁症”。表面上看似喧嚣热闹，可终究缺乏一种自生自长的本体话语，从而在根本上丧失了与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平等对话的坚实文化基础。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受制于接受主体的深层文化结构，如果脱离本土文化语境的接受土壤而单向度膜拜、移植异域文化的新质，则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误读”。后现代主义批评运用最多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指出，他使用“解构”一词，“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隐含的意义，注意我们所用中的历史积淀现象”。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精神在于“永不满足于一种固有的方法”，对于分析的文本必须进行“无止境的质疑”，从而抵制“批评的垄断化和极权主义倾向”。在解构主义批评家看来，“解构”既带有分解又具有创生的意思，而绝不等同于激进破坏。然而，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一些批评家则是破坏性地套用解构主义，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一切权力话语和人文理想统统成了他们解构的对象。以虚无主义态度消解原本富有深刻内涵的人文理想，甚至宣布割裂传统、宣扬文化无意义，这是在似是而非的“误读”中，丧失了后现代主义的真精神，也远离了本土文化的实际。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语境，新的文化土壤能否接纳和吸收它取决于它对本土文化阐释的有效性。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我们应立足于这个标准，不能置本国本的实情于不顾而随意嵌套。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社会的产物，是现代主义充分发展之后走向极端自我叛逆的结果。西方社会由于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现代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对它的消解与颠覆只是一种自身的更新与激活机制。而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征途上，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现代价值观念的确立还远未完成。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生产，中国总体上尚处在前现代或者说准现代的阶段。中国要全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大力倡扬科学思想与理性精神、主体观念与启蒙意识、真理尺度与价值理想的精神维度。当前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理论话语的选择无疑应该关注与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些观念本来就比较缺乏的中国，过早地引进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来消解启蒙主义者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现代价值观念，显然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作为滋生于异域的一股复杂文化思潮，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极大超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后现代主义强调非决定论，主张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对于张扬个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人们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哲学文化思潮，它对理性、基础、中心的彻底否定，它所运用的单一的逆向思维方法，又使它极有可能使人滑向极端相对主义，从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悖论性格，应保持一种清醒的学术批判眼光，既不能有文化排外主义，简单批判，也不能有文化盲从主义，良莠不分。在摆脱了曾有的失衡与彷徨之后，能够坚持文化本位，批判地消化和吸收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备具有本土特征的理论形态，才是中国批评应有的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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