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2)

　　大众不仅在活动中起着巨大作用，在整个变革或转型过程中都起着“革命”性作用。正如报纸和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一样，在中国作为第一媒介的报刊同样参与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运动等政治、文化革命。清朝末年，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现代教科书的出版，使得举办大规模现代和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同时，大众传媒使普通平民了解政治、参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成为可能。当现代大众传媒彰显出巨大力量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官方势力，都力图通过办报和报刊宣传在社会权力冲突中赢得话语控制权。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办报高潮的几次显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相应的现代传媒的现代性中萌发和生长的，可以说，没有现代传媒便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样式。

　　中国现代传媒的可以追溯到1872年《申报》和《瀛寰琐记》的创刊，对中国传统媒介来说，它们是一种全新的大众媒介，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标志着我国传媒业现代化新阶段的开始。《瀛寰琐记》是我国最早的具有现代传播媒介性质的文学期刊，它的运行带有明显的现代传媒色彩，特别是它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报刊连载的形式刊登小说，既反映了中国文学最早的翻译成果和开放眼光，又为以后的小说刊登形式和传播方式引领了潮流。杂志发表作品“概不取值”的做法，对以后稿酬制的实行有开创之效。1895年，几乎在“戊戌变法”的同时，西人傅兰雅配合当时社会改革的声浪，在报刊上刊登启事，举办“时新小说竞赛”，对中国小说的现代性生成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有几部按傅兰雅的要求的保留至今的小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看作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美国韩南教授称之为“新小说前的新小说”。也是l895年，北洋大学堂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的建立和现代学制的完善，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传承方式，新式学校也成了现代文明的传播媒介。1897年，随着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一系列的现代性质的出版机构在中国逐步形成规模，进一步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渠道。

　　现代报纸由于其出版周期短和发行量大，在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使文学迅速地走向了化生产模式。晚清时期的政治精英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报纸这种新兴的现代传媒对于大众的启蒙与解放作用，并及时有效地利用传媒进行了改良活动。维新运动以来，由于政治变革的需要，政治精英极力提倡办报刊，掌握舆论话语权，如康有为大力著书立说以宣传维新主张；梁启超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1896年又主持《时务报》等；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办《国闻报》；谭嗣同把兴办报纸、学校与学会并列为维新变法的三个重要手段，认为“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2](P138)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导致了中国文学期刊的创办热潮。1903年《绣像小说》创刊，1904年《新新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1905年《小说世界日报》创刊，19O6年《月月小说》创刊，19O7年《小说林》创刊。此外还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等等，纯文学期刊不断创刊，“新小说”开始大行其道。“中国现代小说的故事，正如小说史家所经常讲述的那样，始于梁启超，更明确一点，是始于19O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及其他文学期刊的大量创办，标志着中国现代传媒——报刊的最终成型与大量流布。也是由于认识到现代报刊的巨大传播作用，文学以报纸副刊的形式陆续问世。当时著名大报纷纷开辟文艺副刊，如《申报·自由谈》、《报·快活林》、《时报·余兴》等。到“五四”时期，更有了1920年代《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等著名的“四大副刊”，193O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它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对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大作用。沈从文的结论是：报纸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间接还助成了北伐成功”。的确，五四运动以后，副刊成了发表新思想，开拓新文艺的自由园地。

　　现代传媒的发达必然与文学现代性的进程相伴随。有理由这样说：正是发生在晚清的以现代报刊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传播革命，在传播方式上不仅颠覆了古典文学的传播模式，还有力地参与并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这一点单从文学革命角度看就已经十分清楚了：从西方输入的媒介使得现代报刊大批量印刷成为可能，而现代报刊的创办和发行为文学提供了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借助现代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威力，中国文学——这里主要指“新小说”和传统小说都得到迅速发展。保守地估计，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19l1)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小说的出版当在两千种以上，只有约一半得以保留下来。小说的题材、形式无所不包，“新”“旧”杂陈、交融。晚清小说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按阿英的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识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示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阿英把机械印刷媒介列为晚清小说繁荣原因的第一条，是有眼光的。如果无视传播媒介的转换在小说繁荣中的基本作用，是无法弄清现代小说产生和生长的奥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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