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关键词： 小资产阶级 现代性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场”。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现代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小资)一直是一个“问题场”。五四新文学以来，包括鲁迅、茅盾等许多重要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延安文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涉及知识分子的作品，都与小资形象塑造和小资有紧密关系。鉴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小资问题的突出性、复杂性和延续性。本文尝试做一个粗略的梳理，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资化

　　在西方，小资这个概念主要与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论述有关，它们也基本决定了中国的家、文学家对于小资在政治、和文化上身份、地位及其形象的认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主要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在现代性上的落后性，注定成为历史悲喜剧中的不够光彩的角色。…列宁则在与形形色色主义思潮流派的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话语，即指认对方代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使之处于困扁的理论处境，小资产阶级已经不言自明地与幻想、空想、落后联系在一起。-2西方尤其是俄国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经典论述中，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涉及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范式、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一种关于小资产阶级身份、形象的话语形态就这样被建构起来。

　　马克思和列宁等对小资产阶级的经典论述，决定了中国作家对本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资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着重之处，即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资化的问题，以及整个现代文学的小资化问题。这意味着一种逐渐建构起来的知识、文学社会学认知体系，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同构为小资产阶级，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与小资产阶级文化对应起来。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是代表着过去关于小资产阶级分析的，也确定了未来持续几十年的对于小资的评判态度和改造方式。在“讲话”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上被处理为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他们的立场、态度、意识、缺陷、身份，特别是与新兴的革命的现代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新的工农兵文艺的关系，都有了规定性的论述。

　　“讲话”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的是与城市、“新式”有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从“讲话”开始。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的认知与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叙述整合起来，小资产阶级问题彻底成为了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改造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

　　革命作为一种彻底的改造中国和全人类的现代性方案。它是衡量一切阶级、个人价值的终极标准。在“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而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他通过讲述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传达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无独有偶，后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1951年)中也象这样讲述自己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的故事。的确，鉴于众多革命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关于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的表白，既可以视为讲演中感染听众的修辞，也基本肯定了小资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价值。这种关于小资的成长／改造的故事于是成为唯一一种经典的、合乎规范的关于小资的文学叙事。新的革命政权以其特有的革命现代性话语将小资的空间迁徙转化为时间(时代)跨越，“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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