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4)

　　到了2O世纪3O年代左右，在茅盾等人的小说中，小资空间扩张了。茅盾的小说刻意营造了一个都会世界的新社群——以小资“时代女性”为中心的圈子。小资青年男女“圈子”的聚会、交谈等各种类似于沙龙的活动组成茅盾小资叙事的重要成份。《追求》中，章秋柳等人离开大学后，依然主要生活在由同学会构成的圈子中。“圈子”有多种功能，它是小资们的资本，又是一个共享的话语场和情感空间。“五四”时代的小说染上了强烈的“倾诉”瘾，其文本许多是采用独自体的“自叙传”，以一个孤冷的小资青年面对读者喷吐伤感而滥情的话语来表现。而茅盾的小说中，小资们的“对话”(包括书信往来)成为文本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他们依然有强烈的“倾诉”瘾，但这种表达的欲望通过共享各种话语场获得释放。茅盾小说中的小资青年男女共享一种说话的方式，共享一整套知识体系和文化符号体系，共同领略各种只有他们之间才能如此畅所欲言的长篇大论，共同沉浸入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欣然领会的表情、神态和情境中。这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小资的集体认同，以及小资的空间。

　　小资文化空间依存于晚清以来并在五四时期开始突进的现代体系和大众产业。从留学生制度到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到散布于全国城乡的师范学校、中学和小学，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这样的“高雅”的思想、刊物，到被它们影响、刺激下产生的各种聚聚散散的社团推出的五花八门的次一级刊物、杂志乃至学生社团创办的各种非正式的油印刊物、小报、壁报，再到各种报纸推出的副刊以及报纸主体报道、社论，都在向受众传递种种驳杂的观念、知识、故事、意象和情调，小资文化空间也就逐渐清晰。同被指认为阶级实体的小资一样，小资文化空间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波折，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小资文化及“小资情调”总是遭到规训和整肃，但是一到文艺政策稍微宽松，又总是顽固地显露，如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以及《早春二月》等，等等。

　　有意思的是，到了2O世纪9O年代以后的上海等都市，“小资”和“小资情调”又再次充分生产和膨胀。看来，无论在2O世纪哪个阶段，小资们都在他们的文化生产、流通场所，运用他们的文化资本，创造、传播着带有小资情调的文本，与各种其它的文化样式冲突、纠缠着，延续着小资文化空间，从而构成理解的一条别有意味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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