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2)

　　在一种典型现代意义的断裂性时间叙事结构中，给小资设定了一种迟到感、落后感，并与上的渺小和上的卑下相关，而这种叙事中小资的形象也被肮脏化：“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自从“讲话”发表以来，在新政权、新国家的建立进程中，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界的“批判小资产阶级”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借助于此，一步一步强化了新的国家体系和新的秩序。这一针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完全确立起来，以后无论是在周恩来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或是20世纪50、6o年代对于《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小说<洼地上的战役》、《青春之歌》、《三家巷》的批判中，对于小资“立场”、“意识”、“情调”的规训和批判越来越激烈。知识分子的小资化，“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文学创作、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中人们能够熟练运用的概念和话语策略，也为自认为小资的知识分子们自我批判、反省时习惯性地运用。小资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并矮化自己的概念。

　　二 文学中的小资形象谱系

　　尽管小资虽然似乎有自己的阶级实体，他们主要仍是一个文学想像和塑型的问题，是各个时代的无数文本中逐渐塑造出来的一种复杂形象，是一些叙事和描述的产物．因为他们合乎某些特定的质素，而被认为(自认为)是小资，具有了小资产阶级性。

　　中国的“新人”想像的文本呈现，其中现代性的具体趋向及其各种现代焦灼，都与小资这一问题场密切相关。小资，就现代意味而言，正是现代中国“新人”的主要部分，他们参与了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进程。小资由“新人”转为“旧人”，由“现代人”转为“落伍者”，由“先锋队”转为“被改造的对象”，翻云覆雨，腾挪翻转。通过探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所制造的小资形象谱系，可以藉以了解中国现代主体形象的形塑和嬗变。

　　例如，“五四”文学的核心就是如何去想像、塑造“新青年”形象。如郁达夫《沉沦》中的“他”，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庐隐《海滨故人》中早期的知识女性，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等，都是些小资，他们是近现代文化生产／机构的产物，学习了西洋传人的近现代知识，接受了诸如“个性解放”、“个人主义”、“自由”、“”、“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等观念，熟悉西方近现代的文学、文化符号。从而成为一群现代“观念人”。他们经由学校中的新锐老师以及新刊物、新文学接受了新的词汇，沉浸于一种非传统的观念世界和情感世界。

　　第二阶段，接受了“五四”新青年的别样的人生的冲击后，新成长起来的“新人”，成为文学中的流浪小资形象。茅盾的《蚀》、《路》，巴金的《灭亡》、《新生》，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等等，塑造了一些失业的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浪漫的革命家形象，他们从人伦规范和生活方式中逃逸出来，进入上海、北京这样光怪陆离的都市。他们大都未能被编织到现代都市结构，而在都市的底层和边缘当“高等游民”。由于进入全球化的文化生产／传播体系的中国“孤岛”，他们获得强烈的现代意识，但与半殖民地本土中国相互隔阂、疏离。他们或是在情欲中煎熬或放纵，或是陷入颓废主义的深渊，或怀着无政府主义悲天悯人的道德义愤。都市流浪小资形象是中国较早有都市感震惊感的形象，暗含着新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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