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3)

　　小资革命者形象是20世纪3O年代上海滩的革命海派中所塑造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兴阶级”革命者，他们由都会中流浪的小资形象直接转化而来。当时，、列宁的建党学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情结共同形成一种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现代性，并在中国开来。小资革命者文学形象，意味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借助革命来解决自己的身份归属焦虑，他们在革命上体现出激烈的“先锋性”和“狂热性”，满足了自己的主体感和民粹主义情感。但是暴力革命要求的集体主义、牺牲精神、钢铁意志等，又不是每个小资都具备的，于是，这些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者形象中，进裂出来种种分裂性的人格和情绪。例如，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出现了既有布尔什维克气质，又挣扎于世纪末式的颓废气息的小资革命者，在革命罗曼蒂克文学中，逐渐展现了朝气蓬勃、伟岸强健、坚强彪悍的“无产英雄”，但其实还是小资的革命狂想。

　　从丁玲的《在医院中》，到宗璞的《红豆》，到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构成了一个小资“新人”的成长故事，这些小资“新人”与其说是一群反叛者，不如说是一群精神皈依者、个性的被规训者和身份的被组织者。在新的政权起源、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小资“新人”由天真幼稚的自发反抗者经历种种考验、磨难，艰难地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种成长归因于神圣的归属感，先行者圣洁崇高的感召，更归因于组织和纪律，领袖的神圣教谕。但是，“延安文学”以来工农兵文艺的新人谱系中，工农兵形象才是中心，小资处于边缘化。

　　三  小资情调的空间

　　小资文化空间，一方面意味着小资是现代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他们通过新式和文化机构，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必定呈现出其它多种文化力量对它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它能否存在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几乎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都与“小资情调”有某种关系，这既是指对他们身份的阶级划分，也是指他们的表意系统(包括其作品和生活方式)中流露的“趣味”、“情调”。“小资情调”其实是一个变动又相对独立的文化区隔，涉及一整套符码操作、知识资源和情感表征，它构成一个意象化的小资精神空间。

　　例如，在郁达夫的《沉沦》中，作者非常细致地、反复地描述异域校园生活的“他”阅读西文原著的姿态，意味着小资新青年的“新”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的新，他们较早获得了来自西方的近现代文化符号，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文学。新文学中，大量出现西方原文语汇或音译语汇(如普罗文学鼓吹者笔下的“意德沃洛维基”之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不成熟的形态，而应该重视其符号表意功能和叙事功能。文本中，大量显示叙述者及其笔下人物掌握的新文化资本，给予了叙述者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这牵涉到新的教育背景和新的认知体系，派生出某种“现代”情绪和观念。

　　小资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许多是文学化的情绪、意象和叙事，核心是一些新观念和新情感。这些现代观念在西方起源时的、、人文的历史土壤，与当时的中国迥异，于是它们在中国只是一个漂浮的浅层。但是，这些镶嵌着新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逐步借助都市新文化的出版、发行系统，和使之经典化的圈内人评议，传播至那些正在或已经接受了程度不一的现代教育的读者。这些沉醉的接受者，莫不在想像中形成了自己对于周边世界、对于“旧文学”、对于“旧文化”的权力关系，扑面而来的符号向他们呈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对世界秩序的认知在重新组织和养成。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的小资文化空间开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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