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3)

　　小说媒介的现代转换，表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传播媒介的现代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晚清时期《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等期刊杂志对于“新小说”的繁荣、“五四”前期《科学》杂志在“五四新运动”的动员、《新青年》杂志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学”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都是现代传媒作用的最充分展现。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发达，中国的“小说界革命”、“新小说”的倡导、“新文学”的产生与流布，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革命要想取得一系列的成功是绝不可能的。现代传媒的中国化，既为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维度，更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必要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三

　　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外在载体和传播渠道，而且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重要构成成分；它不仅具体地实现中国文学变革信息的物质传输，还给予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具体意义，并且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产、流变和活力，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传媒有力地参与和营造了文学现代性得以生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造成依靠的是印刷媒体——报纸和杂志。有了以报纸和杂志为传媒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社会变革因此而变得异常剧烈、活跃，公共舆论发挥了巨大作用，不断改变着民众的文化。自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小说》掀起“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由传媒生态制导下的“公共舆论”参与并引导的。从受众群体看，在同样的社会舆论情境中，由于现代传媒的作用，公众获得了崭新的现代性启蒙，成为熟悉并喜爱现代如白话小说、话剧、油画、摄影、广播、等的“大众”。

　　(二)现代传媒直接创造了新的行业，如活字制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创造新的职业，如职业作家、报刊编辑、书商等；创造新的产业，如印刷机制造商、墨水生产商、现代化书局、出版社等。以新的传媒职业为例，在这个由现代传媒建构起来的舆论中，大批由危难而痛感文化危机从而渴望寻求出路的精英们，首先感受到强烈的现代性冲击，求新、求变的意识和改革的冲动异乎寻常，毅然决然地从传统文人变成了现代传媒人、文化人、作家。也就是说，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书写、生产方式，而且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革，即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诸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化、接受者的大众化。现代传媒使文学由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解放了文学，加速了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过程。这既适应了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又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三)现代传媒不但是文学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而且，它引进了一整套新的价值系统，它的生产理念、生产方式、公共性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所以曹聚仁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陈平原说：“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事业发展史”。现代传媒成为中国及其现代艺术样式主要的物质传输渠道，并赋予其充分的现代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现代传媒，便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艺术样式。

　　(四)现代传媒不仅仅是形式和载体，它还关乎现代文学的文本意义，从而关乎文学现代性的意义构成。现代传媒并不只是影响现代文学文本的外在“消极的包装”因素，而是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及修辞效果的积极的重要构型因素。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社会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这种媒介对于具体艺术文本的意义及效果会发生某种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影响。晚清时期梁启超大力提倡的“新小说”，单从艺术标准来看很不成熟，但由于其中包含有对新国家、新人民的时空想象，其现代性色彩完全彰显出来。又由于《新小说》及其他文学期刊的共同倡导，“新小说”借助报刊这种现代大众媒介而在文化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是文学界的注意力最终转移到这种远不够赢得所有人赞扬的全新小说形式上来。结果，“新小说”迅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实，并对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发生和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新小说”不仅是文学的一部分，也是受地域(主要是城市)限制和时间(主要是晚清至民初)限制的一种和文化学载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在传播界引起的强烈反应部分地决定了它的存在。这些表明，现代传媒直接关乎文学文本的意义及社会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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