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3)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从人的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出发表达了他的哲学观:“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2}cPi2s)这种国家法哲学从本质上看与黑格尔的国家法哲学相同，因为二者都是从没有现实前提的原则出发构想现实的国家，只不过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原则是绝对观念，而马克思国家法哲学的原则是人类理性即人类的自我意识，但二者都是抽象的原则，而且从抽象原则到现实国家，再到市民，二者都把前者(抽象原则)当作是比后者(现实国家)更根本的决定因素。

    然而，在《莱茵报》后期，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莱茵省总督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的官方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等现实问题使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中现实的物质利益常常支配国家和法。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使马克思不得不去反思先前的国家法哲学和从抽象原则出发来批判社会现实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抽象的自我意识转向现实的国家、法和市民社会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开始从现实的社会出发来思考人的本质及其解放途径。

　　三、《德法年鉴》时期的人学分析:从市民社会出发揭示人的本质

　　1843年3月，马克思从《莱茵报》退出一，开始反思和批判从抽象原则出发来对待现实的哲学思维方式，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标志其思想突变的重要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青派重要代表人物鲍威尔。鲍威尔从抽象的原则—人的自我意识出发，认为当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在国家中实现时，国家就符合人性，从而由国家决定的市民社会也符合人的本质;而当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不能在现实的国家和市民社会中实现时，人的本质就异化为宗教。因此，鲍威尔认为，人的解放也就是批判宗教，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使之在现实的国家和社会中得到体现。于是宗教的消亡，自我意识的觉醒，国家的建立，从而人类的解放在鲍威尔看来完全是一回事。

    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将市民社会作为考察人的出发点。他认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包括人的类本质和世俗狭隘性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素。人的类本质是使人成为人、成为公民的因素，而世俗因素则是利己主义的、非人的。这种非人的因素直接或以宗教的形式上升到国家生活，国家也就成了不符合人性的非理性国家—宗教国家或专制国家。在当时的德国，世俗的因素是以基督教的形式上升到国家生活中去的，因此，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也就是揭露宗教的市民社会这一世俗因素根源，并使它从国家生活中返回到市民社会，不再具有国家特性。当然，由于这种因素的非人特性，即便它返回到市民社会它仍会以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宗教、神话、幻想等形式束缚人。但只要它不再以国家的形式统治人，国家也就从世俗因素中解放了，并获得了成为政治国家的可能。

    而政治国家的实现要通过政治革命，所谓政治革命也就是将世俗因素从国家生活中驱逐，将人的类本质从市民社会中提升。这种革命的结果—政治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它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一步，因为它使人的类本质以国家的形式得到认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这样写道:“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2[(P429)但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它造成了人的类本质与现实人的分离，人的生活二重化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在类生活中，人被当作人对待;在个人生活中，人是作为现实的人存在，但同时是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总之，在政治国家中真正的人不是真实的人，而真实的人又不是真正的人。但从投身理论活动起马克思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解放，也就是消除市民社会的世俗因素，解决真正的人与真实的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是这样回答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460)在这里马克思对于人类的解放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作了明确回答。从现实来说，人的解放在于在市民社会中形成这样一种物质力量—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这个阶级作为人表现为人的完全丧失;从理论上来说在于形成一种彻底的理论，即把人本身作为人的根本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去武装这个阶级。这样，人类解放就能通过这个阶级诉诸“武器的批判”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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