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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民出发来考察国家和法,考察宗教的根源,是《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的本质及其解放这一思想主题而展开。当他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时,作为最高本质的人已不是原来的没有现实前提的人,而是以市民社会为前提的人了。但是,市民社会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究竟从市民社会哪一方面最能揭示人作为人的本质呢?当马克思开始研究学的时候,物质生产领域便成了他研究人的问题的重心。而对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给马克思的启示是: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深化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当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研究成果上升到高度的时候,不但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和整个德国哲学的批判,而且形成了自己日后全部工作的崭新哲学观。
在这里必须回答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费尔巴哈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受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青睐?如果从人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中的马克思的话,费尔巴哈仅仅在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马克思:首先,费尔巴哈从人的感性存在(不是感性活动)出发来看待人的类本质,给正在怀疑“从纯粹抽象到具体现实”这一哲学思维方式合理性的马克思提供了启示;其次,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使一直关心人和想找到解放人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产生了思想共鸣。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两人的思想也具淆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此时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而费尔巴哈虽然也是面对现实的人,但看到的却是抽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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