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三位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的共同质素(2)

　　二、童年情结：最高境界的人文理想

　　考察这三位作家生平，我们发现有一个有趣的共性：叶圣陶、冰心和丰子恺童年时期都享受过家庭的特别关爱。叶圣陶在父母亲的悉心照顾下得以受到良好的，冰心有开明和睦的家庭，丰子恺因是家中唯一男孩儿更是受到特别待遇。美好的童年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应付艰难的精神守望和灵魂寄托。当他们踏进，发现周围世事和家庭所给予的爱不同的时候，他们就把心灵投向童年的回忆，以消释现实的苦闷和落寞，所以才有了“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梦境里”。

　　对童年的歌颂、赞美是人类的情结，无论中西，追求儿童期的是人类追求至善、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在西方基督教里，孩子被认为是天国里最大的，故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把赞美儿童作为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在中国，很早就论及“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认为真正的完善境界就是回归到婴儿状态，返璞才能归真，还童方能至德。及至李贽的“童心说”更是认为读书教育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保护童心。当然儿童和成人的童心有不同的形式和状态，“一个是出发，一个是返回”，成人的童心是冲破世俗后的自然和潇洒。于是在作家笔下童年便成为人文理想的最美境界，守望童年一方净土成为作家孜孜以求的动力。

　　三、文本“他者”：还原作品的真正含义

　　叶圣陶曾说：“当时仿佛觉得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讽了这一面，我所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所以我的期望常常包含在没有说出来的部分里。”冰心的著名散文《问答词》最能说明她创作儿童的心理：“世俗元可说，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来颂美自然，讴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丰子恺说得更坦率：“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心，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妇他们三人的话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信息：文本含义隐藏在文字之后。

　　著名学家索绪尔在论述语言差异的时候，认为词语的含义是通过其对立面来确定的。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有一个重要的“他者”，任何一个具体的符号都能由其反面而获得定义，语言背后的潜层差异才是它的真正“能指”。“语言中没有‘确定的词语’，也就是说，一个符号并不是靠指向现实世界中的某一实体而产生意义，而是靠指向语言体系中有别于其自身的其他词而产生意义；一个符号的意义就是这样从反面被定义，构成有别于其自身的其他符号的差异”。语言学上的这一突破性理论对我们研究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延展功能，当我们考察这几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现作品的两层含义：一层是浅显外在的，适合儿童阅读理解的；另一层是深刻潜在的，是展示作家真实创作的心理动机的，而这层含义却只能通过成人的启蒙这层媒介来沟通外在和内在的意义，而后面这一层面才是作家真正元法言明的内涵。

　　四、妄评一二：因求善而失真

　　他们三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说代表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整体创作倾向。通观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共同的缺憾：因为过分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念，重视对儿童的“美”和“善”的教育，他们在作品中大都侧重表现儿童的美好纯洁的一面，而很少去揭示儿童心灵中掺杂的杂质或者儿童复杂细微的情绪感受。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因为追求“美”和“善”，而在根本上却失去了“真”。“只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情感的陶冶塑造，才有真正的心灵成长，才是真实的人性出路”。马克思早就论述过：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只有在和社会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了解人，达到自省或省他的目的，人间不仅仅是鲜花和微笑，也有毒草和泪水。作家只有直面现实勇敢面对，才能塑造身心健全的儿童。中国既需要理性的启蒙，更需要对理性和启蒙的超越——对人的有限性和悲剧性有深刻的体认。

　　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我们欣喜地发现更多的新锐儿童作家在作品中展示的儿童形象甚至反映的情感都逐渐立体化，儿童自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感恩与报复、虚荣与攀比、现实与幻想，这是真实的儿童，足以引起我们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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