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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面对“自我之谜”(也就是“存在之谜”),米兰·昆德拉关注的是“可能性”,那么中国“新写实”面对的就是自我的“现实性”。
何谓“现实性”呢?它与“可能性”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乐黛云先生曾给了详尽的表述,她说:
…现实’和‘存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现实’是既成事实。它和人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犹如眼睛面对一幅画,或演员站在布景当中;而‘存在’却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主体内在世界的千变万化而凝聚成万千不同的现实。”【8J从乐黛云先生的概括中,我们看到“可能性”是一个非现实的范畴,它表现为人和人的世界尚未实现的某种潜在态势。
小说的任务是把它揭示出来,即把人的潜在态势变成文本中的现实。“现实性”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是既成事实。关注“现实”的小说,其任务是“展示”。“展示”面对的是已知的现实,对这已知的现实进行“展示”时所采取的态度可能是批判,亦可能是赞赏。从这一角度看,展示也是一个或然的概念。如果是前者,文本就获得了一种启蒙和批判的精神,如果是后者文本就多了一份认可,一种接受,而少了一种超越与提升。
由于“新写实”的作家追求的是“写实”,“是给读者以感受”,“只希望切切实实地与读者一道咀爵我们的生活,认识我们的生活,享受我们的生活”。这就清楚地表明,“新写实”作家面x-.J的“生存状况”与“自我之谜”时的叙述姿势,则为“观察”、“体验”,甚至“享受”,而非米兰·昆德拉的“勘探”。而且“不要人们干什么”,不认为“作家是先哲”,这又使得“新写实”作家在叙事姿态上少了一份理性的批判目光,的深思和对终极的坚守。正是这种叙事姿势,使其笔下的作品展现了让人亲切得有些骇异的原汁原味的生存画面与状态,但总体上缺乏深厚的启迪与穿透的力量。留在读者心中的“新写实”作家,就不再是“在路上”的求索者,而是“坐实”于现实驻足不前者的形象。
综上所述,本文从叙事态度、叙事气度、叙事姿势三个方面完成了对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叙事姿态的比较研究,从中我们看到,叙事姿态也是影响米兰·昆德拉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文本意蕴不同和不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学术界对此涉及的并不多。事实上,叙述姿态已将批评的视野聚焦在叙述主体的精神层面,不i2.xCd',说以何种界定,小说永远是作家情感与精神的产物。因此,从叙事姿态人笔对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文本进行“诗性”的沉思与比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真的触及了事物的根本。
叙事态度类属于叙述策略。从小说的叙事策略人手,昆德拉的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的比较,还有很多话可说,有很多层面需进一步的勘探。正如用小说探究“自我之谜”,完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批判与审视,还可以有多种写法,不必如昆德拉和“新写实”。但是,我们仍坚信:“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的。”不但小说,一切精神创作,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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