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现实羁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2)

    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大潮中，自由主义文学的特征尚不明显，其主张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么，随着新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也开始明显起来。那就是强调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希望文学能够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以1924年创刊的《现代评论》杂志而得名的现代评论派和稍后由文化社交团体发展而来的新月派是其代表。这些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他们借助西方思想资源，真诚捍卫自由主义的文学原则，以一贯的人道主义启蒙文学继承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普通人的哀乐忧欢、性格理想，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流连于大自然的美好。在文学创作中，讴歌人类生命价值，关注作品的美感。

    1923年周作人发表《自己的园地》，超越了五四时期的主张。提出艺术的独立，既不是为人生，也不是为艺术，而是人生的艺术。“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到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不难看出，其中反复强调的“独立”、“人性”、“个人”以及对“为人生”、“为艺术”的功利性要求的不以为然，与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功利性已经大异其趣。在创作中，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为中心的《语丝》同仁，依托中国追溯其文学理念。从老庄注重内心的淡泊自由思想出发，重视文学，张扬个性，富有艺术精神。主张“性灵”“闲适洲幽默”，以文学调养人生，对文学追求本真性的还原，心仪高品位的“美文”，坚守“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的“自己的园地”。这显示出自由主义思潮与本土思想资源相调和后的风貌。

    三

　　进入30年代，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左翼文学理论家在理论表述中明确地用“阶级斗争”学说置换了2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用“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工具性质，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

    作为对左翼文学的反驳，新月派首当其冲，高举自由主义文学的旗号，维护文学的“健康”和“尊严”。其理论家梁实秋更以一种贵族化的人学理论和自由的文学观念，来否定无产阶级功利性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表现普遍永恒的人性，以这“永恒  的人性的文学”来代替那种“阶级的文学”。1931年底至1933年，胡秋原、苏演等明确打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旗帜，反对来自国民党主义文学  的“极端反动主义者”和左联文坛的“急进的者”两方面对文艺的侵略，要求文艺自由和，反对“干涉”文学。1932年，林语堂、周作人等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自我表现”的“性灵文学”。这种文学价值观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强调对灵魂的自我审视与表现，强调人的“性灵”-—自然本性的流露，要求文艺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到“自然”。

    30年代，随着《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创刊，作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群，现代文坛上的“京派”开始形成走向兴盛。他们以朱光潜、沈从文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朱光潜提出“纯正文艺”的观点，认为“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的“文以载道”观，最终“大半是失败”。他的理想是最终是要把文艺引到“和平静穆”的美的“最高境界”之中。

    3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充分实践着他们的艺术理想。徐志摩在“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中显示了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与现实的疏离感;京派小说在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中展示古朴自然的人性与人情;现代诗派以晚唐五代诗的意境传达现代人生况味;周作人的散文丰富的知识中渗入了人生的苦味;林语堂的小品行云流水中回荡着淡淡的忧伤。

      四

    “芦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高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压抑。而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随着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关注，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掀起高潮。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波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领域，

    尽管抗战的现实非常严峻，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就曾经崭露头角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拥护者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对抗战文学的现状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梁实秋从他一贯的文学要表现永久的人性、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主张出发，对当时文学中普遍表现的抗战主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抗战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一团糟”，认为只有“远离了‘宣传夕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如果“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会出现“堕落倾向’整个抗战时期，这种反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否认文艺有自身  以外的目的，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和特殊性的声音一直都时断时续地存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