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现实羁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3)

    抗战胜利后，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观察》杂志创刊，接着，《大公报》、《文汇报》、《周刊》、《新路》也发表言论，纷纷倡议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要通过“第三条道路”使中国复兴。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复苏并逐渐达到高潮。此时，先前零星发表过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的作家也兴奋起来，纷纷出任刊物的主编和综合性报刊的文艺副刊的主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萧乾要求作家和批评家“绝不受党派风气的左右”，只“根据与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朱光潜强调文学的自由性，因为“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我们不能凭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的或的主张来勉强决定文艺发展的方向”，文学家应该守住“自家园地”，保证自己“独立自主的身分”，让文艺成为一种自由的“自主自发”、“自生自发”的“人生的表现”。朱光潜明确标出自己的所持:“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文学家40年代的创作重在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新艺术形式的实验。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对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间，躲进公寓的张爱玲对都市男女的探索，偏居西南一隅的沈从文对形而上的、超验的生命命题的关注和表现，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1949年以后，随着从组织上、思想上、上、出版上对文艺的全面控制的开始，新文学的功利色彩越来越严重，自由主义思潮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自由主义文人或黯然离开、或沉默不语、或投奔“新中国文学”，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坚守的自由主义观念，这是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剧，更是20世纪文学自身的悲剧。

    五

    在简略描述了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坛的兴衰历程之后，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带有异域背景的思潮为中国甚至整个20世纪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价值和精神基因?我个人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自由主义思潮有利于塑造作家的独立人格。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心理、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与中国滋生依附型人格相反，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无疑是孕育独立人格的温床。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对“积极自由观”的倡导，对独立人格的坚持为我们树立了现代人格形象，诊释着“人的解放”的启蒙内涵，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促使作家关注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废名、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人格魅力而外，就是他们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大都强调艺术生成的人生意韵和情趣，追求一种“诗化”的人生，倡导文学作品意境的“和谐”、“完善”、“恰当”与“节制”的理性美。他们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张扬文学的本体价值，形成强烈的效应，对20世纪以功利性为特征的主流文学起到了匡正和纠偏的作用。

    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中的演进时，不能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文学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价值的二律背反”这一规律所必然决定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困境。

    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着，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存在和人类认识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存在意义，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所追求的东西。但是在生存危机、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成为时代中心议题的现代中国，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变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氛围，不断恶化的现实，决定了现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成为时代的表现，为民族的生存和变革而呐喊，这是文学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它也必然以压抑甚至牺牲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为前提。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30年代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性灵文学“的批评: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是十足的“抚慰劳人的圣”，“麻痹”民族灵魂的“麻醉性的作品”。

    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一种被引入文学领域的思潮，它的理论追求、价值取向及在20世纪中国的特殊境遇非常值得回味。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自由主义仍旧是一个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回顾昨天，也许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学建设都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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