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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1 03:16
导读：原因而去做教育官员，比如张伯龄被迫离职 南开大学 校长而任中央考试院院长，傅斯年在北大校长任上被调去任教育部长等。但教育官员不能自然地成为
原因而去做教育官员，比如张伯龄被迫离职
南开大学校长而任中央考试院院长，傅斯年在北大校长任上被调去任教育部长等。但教育官员不能自然地成为教育家。教育官员如果要成为教育家，则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修养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推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文化，将自己本质性的以权力服从为宗旨的
教育管理方式，转化为以体现教育本质和规律意蕴为宗旨的管理方式，使自己执掌的大学或教育机构出现本质性的进步和变化，赢得人们心悦诚服的赞赏和肯定。五是人们可以根据教育官员的表现对其作出是否称职、进而是否需要的评价，但却不能对教育家进行这样的评价。因为教育家就是教育家，其价值和意义不容置疑。教育家之间只有风格的不同，而不存在是否需要的问题。有谁听说过哪个社会宣称他们不需要教育家吗?
联系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大部分的高校领导还只是教育官员，他们当中还很少有人具备真正的教育家的内涵和境界。当然，我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我国高校领导人选拔的基本标准是行政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他们在被任命时就被确定了行政级别，并且根据大学的背景和实力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大学校长作为政府的代表，首先需要履行行政官员的职责，以对任命他们的行政机关负责为第一原则。其次，他们在大学治校活动中，主要秉持的还是行政的规律和逻辑。在大学的
行政管理活动中，他们一方面是上级行政命令的承接者和执行者，以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时期性、权宜性工作任务为目的。即使这些任务是非教育的、甚至是与教育本质相悖的，他们也不能拒绝。一方面是行政权力的普及者和强化者，使行政权力极度地膨胀和放大，以至于在我国高校内部，官本位的风气甚嚣尘上、铺天盖地，覆盖了高校的各个角落，学术权力则极其微弱甚至沦为空白。再次，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本质上仍为计划体制，这种体制要求大学校长必须以服从上级指令为原则，而不能以自主决策为原则。在这种体制下，大学校长们名义上握有大学行政的管理权，实际上在内要服从校党委的组织领导，在外要完成政府管理机构布置的各种任务，其思想和组织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基本上无法发挥教育家的创造性或开拓性作用。虽然有些大学校长在某个短暂的时期或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推行一些体现自己个性的创新性措施，但他们主导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在现行的体制下往往难以持续。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很大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的被免职，就是现行体制中教育家精神难以彰显的明证。所以，我们虽然理解大学校长们难以成为教育家的原因，但不赞成因此而降低教育家的标准，简单化地把大学校长换算成教育家，因为这种换算出来的教育家是没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而人们之所以习惯于将大学校长换算为“教育家”，笔者推断可能是由于在我国教育界曾经长期流行的“(让)大学校长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口号的影响所致。因为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有些人已经习惯于把大学校长当成教育家。亦即不管担任大学校长的人是否具有教育家的素养和建树，都认为他们就是教育家。对于这种极具随意性的口号，本是无须当真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具有善意的、但缺乏起码逻辑基础的假口号，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意义。试看在该口号提出的10多年中，有谁实现了这种转变呢?因为教育家不仅要具备极其深厚的
教育学知识素养，而且要具备极高的教育境界和道德操守。他们是引领社会风气的文明灯塔和道德楷模，其所持学识、见识、胆识是需要在“淡薄明志、宁静致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心境和气氛中修炼出来的。并非是领受了行政指令、担任了大学校长职务的人自然就能具备的；也不是那些本来就缺乏对教育深刻理解和体悟的人，通过所谓的“岗位练兵”或“党校
培训”便能够速成的；也不是别的领域的专家仅仅由于被任命为校长便能自然成为的。近年来我国有些著名大学校长的言论之所以屡屡被质疑，即与他们本人的教育学理论修养欠缺及教育境界过于工具化有关。如同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头衔不能通过规划和任命产生、只能依靠自己的科学成就和艺术成就产生一样，教育家的头衔也不能依靠规划和任命产生，只能依靠自己的教育理论成就和教育实践成就自然获得。
其实，何为教育家?何为教育家的思想或理念?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无须我们繁琐论证的。只要认真地拜读一下我国上世纪前半期有些教育家们的文章和著作，认真阅读他们对于教育、大学的著述，就能理解什么是教育家和教育家的思想了。比如蔡元培先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大学理论，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竺可桢先生“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的教育思想等，既为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又是极具个性的至理名言，其思想光辉虽历时数十载而经久不衰，仍然使人衷心叹服且感真挚亲切。反观我们今天有些大学校长的文章，则明显地缺乏境界高度和思想深度，其中浓厚的功利性、工具性意蕴和趋向，使其高下一目了然。与蔡元培等先生相比，我们有几人敢自诩或坦然承认自己是教育家?这些先贤们的教育思想既让我们深受教育，又使我们惭愧和汗颜。他们的信念、境界、精神、品格、气节，都巍然如高山，需要我们来登攀。我们虽苦苦追求却仍然无法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我们虽自谓真诚却羞怯于他们的胆识和气节。正是他们当年的辛劳和努力，才为我国的大学奠定了良好的思想观念和
规章制度，使我国的现代大学在起步之初就能有较高的起点，并由此而积聚了辉煌的历史和传统。而我们由于长期在简单、浅显、甚至虚伪的文化中生活，不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大学传统非常陌生，而且对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何谓教育家这样一些常识性问题也似是而非，模糊不清。而我国目前的大学校长们，要想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可以说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那种以为担任或担任过大学校长的人就自然而然成为教育家的想法，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和浅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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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王长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