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模式化与“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1)
2017-09-23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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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的“特色”可以视作用来规范其利益相关
摘 要：职业教育的“特色”可以视作用来规范其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制度总和，它表现为各种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模式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人才规格、教学组织与管理体制。中国在近、现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职业教育的特色，解放后引进的“苏联模式”虽然具有特色，却不专属于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特色的形成主要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经形成也就必然可以称为“中国特色”。
关键词：职业教育；特色；制度；模式化；利益相关者
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究竟应当发展什么样的职业教育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11月7日)给出了一个官方认可的结论。这篇题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讲话指出：“凡是成功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所谓“中国特色”，当然并不排除国际比较中的经验借鉴，而这一提法却已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今后照搬别国职业教育模式的发展道路。
为什么不能照搬呢？为什么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像引进技术装备一样，继续向发达国家看齐，大搞“拿来主义”？简单地说：国情使然。按照大家通常的理解，现时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即由于存在着过多需要提高素质的城乡人口和过于落后的文化技术水平，那些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职业教育模式会在国内“水土不服”。但是，生产力并不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国情”的唯一要素，否则便难以说明当今工业发达的国家之间职业教育的显著差异。在笔者看来，若想对国情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至少还应该考虑一些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者可称之为制度因素。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一、制度视野下的“特色”解析
“制度”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特定含义，诸如“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办事规程”，等等，单是考察以制度分析见长的制度主义思想流派，其间众多的经济学家就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的论述能够采用目前影响颇大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定义，那么制度就是与具体选择集和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如马尔科姆·卢瑟福(M.Rutherford)所言：“它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它要么自我实施，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或组织的任何理性行为都不是凭空做出的，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规范体系，他们或者因为正式规则（成文与不成文的法律以及一般与个别的契约）的约束，或者无需法规的限定，依据从未被人有意识设计过的非正式的约束即会采取某种自觉的行为。
就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言，各方面的力量都会对此发生影响，不过，这中间起到关键作用的还应是职业教育直接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职业学校、学生、企业，以及政府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都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包含在内。对于特定的某个国家，面临着各不相同的具体环境，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部门若是能够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我们即可认为该国的职业教育具备了不会轻易改变的特色。此处引出的“特色”，实则便是用来规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制度总和，而表现为各方行为的模式化（或称为规律性）。这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模式化，就像“模式”一词所揭示的含义，它提供了一种范例，其中包括一国的职业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人才规格），如何保证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教学组织），又将由谁来进行管理（管理体制），笔者将这些看作特色最基本的外在反映。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前职教界人士大都认可德国和日本的职业教育，原因就在于大家所看到的两国有关方面对职业教育采取高度模式化的行为及其人才规格、教学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严格规范。德国的“双元制”培训与日本的企业内教育作为两个突出的典型，尽管它们的实施细则并非一成不变，规模形势也时有涨落，各自的职业教育特色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长期保持下来。
不仅是德国和日本，另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同样称得上特色鲜明，例如我们熟悉的原苏联。虽然它的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确有专业划分过细、专业面过窄的问题，但它却能依靠实习基地和工厂办学解决教学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又能凭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保证制度的实施。现在的研究人员尽可以对我国“学苏”的后果大加褒贬，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的职教工作者一直在大量地吸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职业教育的学制也是“先抄日本的，后抄美国的”，可为何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形成了公认的“苏联模式”，此前数十年间却没有形成“日本模式”或者“美国模式”？
二、历史的回顾——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部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向着先进国家不断学习、模仿的历史。如果说最初伴随“洋务运动”兴起的实业学堂还多少带有些应急的性质，那么“癸卯学制”(1903年)的颁布即标志着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移植资本主义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人物往往受到国外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当时的专家学者也在致力于广泛的国际比较，据统计，仅从1917年11月至1925年11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刊载的介绍外国职业教育的文章多达116篇，涉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等所有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尽管不乏外域的新潮理论和成功样板，旧中国的职业教育却没有因此而与上述任何一国变得趋同，特别是其它国家种种解决教学“实用”问题的有效方法，如那时的“厂训制”、“教场制”等，在中国始终无法得到推广。于是，“辛亥革命后，学界批判实业教育，其核心内容是说实业教育脱离实际。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学界总结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事业所以很快衰落的内部原因，主要是学非所用，分析失败的客观条件，主要是缺乏实习和实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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