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范性结构优化的几点思

摘  要：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人才结构取向和地位竞争取向之间的矛盾告诉我们，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兼顾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和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需求，尊重职业教育终身化的必然发展趋势，逐步构建贯穿整个高等教育的完整结构体系。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结构取向；地位竞争取向；规范性结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9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 ）的规模得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然而，教育的增长不等同于教育发展，或者说，不应该仅仅用数量的指标去说明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应体现一种质的特点和内涵的变化，反映教育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教育发展又是一种自觉的过程，既是人们认识到社会对教育的各种要求的主观意志的反映，又是人们根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教育变革和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与变革所进行的判断。因此，教育的发展还应体现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变化，具有一种价值判断的特点。就我国高职教育目前的状况而言，数量的增长和一系列教育实践与探索的成果固然反映了其发展的现实。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我国高职教育走向何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和观念问题上，仍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本文试针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人才结构取向与地位竞争取向相互矛盾的现状，就我国高职教育规范性结构优化谈几点看法。

一、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人才结构取向与地位竞争取向之间的矛盾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呼唤着高职教育的发展，而千百年习惯势力所形成的对不同教育价值的评价却对高职教育另眼相看，两者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我国高职教育的顺利发展。

1、人才需求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

结构功能主义对教育发展的解释是人才结构取向，也就是说将人才的因素，尤其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的数量与结构作为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它对更高认知技能的要求、对文化和道德认识同一性的要求，对知识与才能的进一步分类以及对人才的选拔，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尽管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它的范式仍然为教育发展的解释提供了非常基本的框架，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也不例外。“在现代生产和分配的先进技术的条件下，工作本身变得复杂和专门化，由此，就业的教育‘门槛’也不断提高”。（Burton Clark，“The Open-Door College”， New York,  McGraw-Hill,1960.p14）伯顿·克拉克 4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今天对我们似乎仍然适用。

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职教育的发展，其起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进入了生产流程和工作现场，使生产第一线技术岗位的智能成分不断提高，对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中专毕业的学生无法适应这一要求，而普通高校培养的学术型、工程型人才也无法适应生产第一线实践能力的要求。于是，高职教育便得到了大发展的机遇。研究证明，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上一世纪60年代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同样是人才的需求。在上世纪60年代，四国工业年均增长都超过了5%，日本甚至高达13%。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使得生产第一线需要大批较高水平的技术型和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而这类人才的培养在当时的四国却几乎是空白。这就是当时美国的社区学院、德国的专科大学、法国的技术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兴起的主要动因。

2、地位竞争是影响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等为代表的西方冲突理论认为，引起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来自社会的文化市场。根据他们的观点，教育的扩张与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中各群体之间地位和声望的竞争。这是因为，教育和文凭与权利和地位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为了不断维护和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力求使他们的孩子接受比他们自己更多的教育。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希望通过这一竞争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成功刺激中产阶级和处于上层地位的群体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利地位群体改变地位的成功欲望又驱使他们朝更高的教育层次竞争。这种观点认为，正是这种竞争，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一观点不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应该承认，它在解释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竞争，尤其在解释高职教育受到某种程度的鄙视这一现象上有一定的价值。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受教育者对高学历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崇尚教育的民族。自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到两汉重选举的“量材而授官”，教育带来了寒门出高士的社会景观，使人们对教育崇尚备至。再到隋唐开科取士，一直到今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了一种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即使在开放而流动的现代社会里，除非彼此之间有熟人社会的那种全面了解，否则，学历作为鉴别人才并以此对个人能力产生信任的有效符号，就注定被广泛应用。因此，本科教育受到青睐、属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受到一些人的鄙视、高职院校新生的报到率偏低、高职院校的学生热衷于升本、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努力升格为本科等现象的产生便没有什么奇怪了。

二、我国高职教育的规范性结构优化

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规范性教育结构优化。对于教育结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和描述：一是实体性教育结构，如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各种其他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或直接感受得到的因素和单元所构成的教育结构。二是规范性教育结构，即由一系列教育活动的规范和制度因素所构成的教育结构形态。这里不仅是指关于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有形物质，也是指在观念和政策等制约下所形成的一种教育活动的无形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制度和规范，才使得实体有了一定的意义。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在数量和规模等实体性结构方面的扩张已成事实，但在制度和规范性层面上，尤其是在发展定位上，仍有很大的调整与优化空间。

1、适应性定位取向

除了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以外，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要求是教育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建立规范性教育结构的一个基本途径。对于我国当前的高职教育来说，适应我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地位竞争传统意识，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定位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注重引导的实际效果

引导是适应的途径之一。对于人们存在的过度的地位竞争意识，完全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引导，逐步予以匡正。然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引导的效果并不理想。咎其原因，一是缺少用工制度和待遇报酬等经济政策的辅助；二是某些宣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抵消。目前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我们在引导人们消除惟学历思想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却在为高学历竞争大做宣传。多年来，不惜一切代价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动人故事不时见诸报端和电视屏幕。这种做法对于唤起人们的重教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将根深蒂固存在于大众思想深处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与当今重视知识和人才的大政方针搅到一起，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似乎只有上大学才能成为人才，培养出大学生才是好家长。每年高考前后，各种媒体足足要花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有关复习迎考、考场环境、成绩分档、阅卷查分、新生报到等宣传。其声势之大，足以与全国人代会相提并论。相比之下，赋予“人才”新涵义，对人们走出“惟学历”误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则受到极大的冷落。教育发展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国之兴衰。如此自相矛盾、互相抵消的现象，不利于我国人才培养大政方政的贯彻与实施。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在每一个细小环节上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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