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里的几种权利关系(1)(2)
2017-10-13 03:53
导读：鉴于学校一方处于强势地位而学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当然也不能以牺牲学校一方合同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对学校一方履行
鉴于学校一方处于强势地位而学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当然也不能以牺牲学校一方合同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对学校一方履行的合同义务，一般不可以打折扣。只有在双方相互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合同目的，双方才能实现自己的合同权利。
实践中，在学生一方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某些义务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免除该义务，但是该义务本身不能缺省。比如，当学生无力支付学费或者不能按时足额交纳学费时，学校只能针对极少数的贫困生减免学费或允许其延缓交纳学费，并以不影响学校基本财政状况为限。而多数学生的该项义务可以在政府或社会公众的帮助下得到履行，如政府提供的奖学金，金融机构对学生的助学贷款，还有来自社会公众的对学生或学校的捐赠，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可视为直接、间接地代学生履行给付义务。这也正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公益性质的具体体现。
就学校来说，如果出现重大违约的情况，比如学校方面未尽义务而致学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没有达到相应的职业素质与技能的培养标准，则学校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中，除了退还学费、免费补课或“召回”外，鉴于教育的不可逆的特殊时效性，还应包括特定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害赔偿（精神利益损害赔偿不同于精神损害赔偿。后者属于广义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法律责任，限于侵权行为领域；前者则可以纳入违约责任范畴。理由是：职业技术人才的规格与价值存在一个通行的市场标准，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不符合依合同可预见的市场标准而致学生精神利益如社会地位、职业声誉等损失，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学生对学校所履行的给付义务与这种特定的精神利益同样构成对价关系，故应将其视为学生的合同利益之一，一旦学校违约致其受到损害，理应赔偿）。高等职业教育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学生权利为本位来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权利关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高等职业教育行政管理中的程序性权利关系
在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还存在两种重要的权力关系。其一是政府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关系，其二是学校作为法律授权组织，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关系。
第一种权力关系有法可依，自无问题。第二种权力关系则较为特殊，故法律没有也不可能对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学校主要还是依传统的教育伦理规范而制定校规，并依校规对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力。
一般说来，校规除了可能存在实体意义上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外，更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无视学生作为相对人在具体的教育管理行为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
多年来，高校学生诉学校当局及教育行政管理行为违法的案件甚多（最早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文燕诉北京大学案［2］），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学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不尊重甚至恣意剥夺学生作为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当查实被告确系程序违法，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允许被处罚者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未直接向被处罚者宣布或送达，等等，一律判决被告败诉。至于原告在案中有否应受行政处罚的违规情节，在所不论）。
赋予并保障学生在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其意义有二：其一是程序性权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能使学生的实体性权利得到更为有效的维护，进而从一个方面更好地巩固高等职业教育关系中的核心权利关系；其二，程序性权利本身还具有另一些独立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民主参与、个人尊严、理性、公正等等。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无论实体结果如何，学生都应受到公正和富有尊严的对待。教育管理行为过程本身对学生就是一种教育，一种合法、合理的教育管理行为过程，非常有利于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民主意识的培育。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因此，确认并保障学生作为相对人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也是教育本身的价值体现。
学生作为相对人在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听证权。从一般意义上讲，听证的内涵就是在行政主体作出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从而保障相对人平等有效地参与有关决定。就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而言，学生作为相对人的听证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费，一是行政处罚。
在收费方面，传统的做法是，基本学费标准由政府行政部门与学校共同决定，其他收费额度由学校决定。
学校既为行政主体，同时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的一方而为民事主体。在兼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主体身份的情况下，学校与教育部门共同或由学校单方面制定收费标准，不能绝对保证公平合理。所以有必要建立收费听证制度。
教育收费听证的内涵就是要求收费一方，主要是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听证会上说明收费的理由。而交费的一方，主要是学生或学生家长，则应该说明反对收费的理由或者是提出自己的收费方案。听证的结果应该是各方利益的平衡，并不仅仅是学生及其家庭权益的保障，当然更不是维护教育部门利益的保护。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收费听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高职专业门类较多，不同专业的教育成本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通过听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收费合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实际上可以将收费听证过程视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双方就收费条款磋商或谈判的过程。因此，听证程序为高等职业教育合同权利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在行政处罚方面，现行法律没有就学校当局对学生的行政处罚作出特别的具体规定。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出台《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要求，学校拟对学生处以开除学籍处分时，应当书面告知拟被处分的学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拟被处分的学生要求听证并且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申请的，学校应组织召开听证会。我们认为，除开除学籍以及勒令退学外，作出其他较重的处分决定，也应实行听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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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因为违纪违法被学校开除或受到其他较重处分，他理所应当享有提出申辩或异议、请求校方减轻或取消处分决定等权利。但以往的情形常常是，学校开除学籍的决定一旦正式作出，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开除的学生即便深感委屈，也只能被动接受。在学校与学生“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从程序意义上讲则可能是不公平的。建立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一则可以弥补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在程序意义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拟被开除的学生提供了一条权利救济渠道，将有助于推动学校权力和学生权利之间的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行使听证权，应当由违纪学生本人决定。学校在送达违纪学生的处分意见书中须明确告知学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该违纪学生及其监护人对学校处分意见书中关于其违纪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拟给予的处分并无异议，或者认为听证无必要，则可以书面申请放弃听证权。学校应当尊重其放弃听证的决定。
其次是要求学校说明理由的权利。当学校对学生作出行政处分决定时，必须向当事学生说明作出该处分决定的理由，包括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整个程序的进行，应当是一个说理和以理服人过程。当然，也可以是当事学生不断抗辩的过程。虽然行政处分本质上是行政强权的表现，但是学校在作出处分决定的过程中的强权主义作风是非常有害的。
最后是申诉权（程序抵抗权）。学生申诉权是《教育法》赋予学生的一项法定权利。它是指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认为其受教育权以及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或教职员工的侵害，依法向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申诉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
学生申诉权作为学生的一种救济权，本身是一种抵抗权、监督权，它在权利结构体系中起着安全通道和反馈调节的作用，同时是对学校管理权的一种抑制和监督，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制约程序主持者操作程序时的恣意和专横，从而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利与其他权利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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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俊华.职业教育合同论要［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24.
［2］ 杨建顺，李元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参考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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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张俊华 陆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