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3)
2018-01-08 02:42
导读：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10
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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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
（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
……（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
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
万岁又云：“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11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12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