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7)
2018-01-08 02:42
导读：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在明代，白银滚滚，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白银的诱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要知道，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婪，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淋漓尽致，前一种情景，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周被崇祯帝罢归后，于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内阁首辅，就是由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集资六万两白银，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纍纍，万目共见”，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祯帝因“内监”无情诛戮，复社亦蒙受污秽。22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顺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春风薰得游人醉”，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地下运动”，突然井喷，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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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23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24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