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2)
2018-01-12 06:19
导读：禹是远古的圣明君主,这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说法。顾颉刚突然说禹不是人,许多人都觉得是奇谈怪论。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加以反对。而更多的人根本没看
禹是远古的圣明君主,这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说法。顾颉刚突然说禹不是人,许多人都觉得是奇谈怪论。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加以反对。而更多的人根本没看任何材料,只是口耳相传,当作笑话。1935年,鲁迅写了小说《理水》,里面讲到一帮学者争论大禹治水的。他抓住顾颉刚说话口吃等缺陷,作了一段滑稽的描写: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即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都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10]……?
在现代汉语里,“虫”是指蠕虫和昆虫之类。而在古代汉语里,“虫”还泛指所有动物,包括老虎(即所谓“毛虫”)、飞鸟(即所谓“羽虫”)和乌龟(即所谓“甲虫”)等等。顾颉刚引汉代的《说文》,当然是用后一个概念。他自己也明确指出:“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11]具体地说,顾颉刚推测,它是类似蜥蜴那样的动物。而鲁迅讲的“一条虫”显然是指蠕虫。鲁迅偷换了概念。顾颉刚从来没有说过禹是一条蠕虫。何况在《理水》发表之前,顾颉刚已经明确承认,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个失误。
鲁迅是语言大师,经过他尖刻的嘲讽,顾颉刚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本来顾颉刚最重要的贡献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而又从来没讲过禹是一条虫。但这个事实被批评者后来添加的材料掩盖了。一提到顾颉刚,人们就想起一个把人说成是虫的古怪书生。1952年,中央政府讨论筹办中国科学院,有人提起顾颉刚,毛泽东马上就讲了“大禹是一条虫”的故事。[12]由此可见,层累添加材料会造成失实的理论不但适用于古代史,也适用于近现代史。导致失实的原因之一是名人的记录或者评论。
造成失实的另一个可能是以人划线。这有多种情况。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好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鲁迅和顾颉刚之间有相当尖锐的个人矛盾。鲁迅是个进步文学家,许多人认为反对鲁迅的就是坏人。因而现代不少历史著作把顾颉刚放在错误的一方。其实好人和好人也可能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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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坏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好人。要是历史上某个王朝很腐败,不少人就觉得反对它的暴动者就是好人。历史学家努力收集有利于暴动者的材料,把他们的行动都说成是正义的。于是有利于暴动者的史料和史学家的论述掩盖了不利于暴动者的史料,造成了历史记载的失实。同样的道理,某人受到坏人的压制和迫害,也可能使人们认为他是好人。其实坏人也可能反对坏人。
美化尊者、亲者也会造成失实。一个人成了统治者或名人,在史籍和各种回忆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与众不同,甚至他的出生就异乎寻常。另外,人们为统治者或亲友编辑文集,也往往要进行删改。如果研究者不去找最初发表的版本,就很可能会上当。
文艺作品也可能造成历史著作的失实。一方面,时间较早的文艺作品本身往往就被用作史料;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以其广泛的力塑造整个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印象,史家往往在开始研究之前已经有了成见。鲁迅对顾颉刚生动描写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一个人立了功劳或取得了成就,史家对这一点的反复记录和再三颂扬很可能会覆盖了他的过错和缺点。反过来,一个人的罪行或错误也可能掩盖他的优点和长处。顾颉刚说,我们看到世上的人总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不至于完全好或完全坏,但史书上记载的人物却象戏剧里的角色一样好坏分明。这是层累的赞誉或诋毁造成的结果。[13]
把某种理论当作神圣教条会造成最严重的失实。顾颉刚揭露说,所谓儒家经典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逻辑,其中一定有错误。而东汉的经学家却认为儒家经典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想方设法调和各种矛盾,为经书把话说圆。以后一千多年,几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都把东汉经学家的讲法当作事实,写书做文章都依据他们的解释。[14]无可否认,人们认识事物必须借助某些观念或理论。但任何观念和理论都可能有缺陷,如果把某种学说或观点当作绝对正确的教条,只能修改新的发现,而不能超越旧的理论,那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失误。在中国历史上,削足适履的注经式研究造成了无数完全失实的历史著作。这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沉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