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封建专制和封建压迫(5)
2018-01-13 02:26
导读：四、农民的暴力反抗和起义 从9世纪到14世纪，庄园里隶农的暴力反抗就不断出现，那都是隶农们对庄园制度的残暴和弊端的抗议。隶农拒绝为领主做劳役
四、农民的暴力反抗和起义
从9世纪到14世纪，庄园里隶农的暴力反抗就不断出现，那都是隶农们对庄园制度的残暴和弊端的抗议。隶农拒绝为领主做劳役地租之外的“强制服役”，认为自己没有这个义务；他们使用暴力来抗交家庭税和婚姻税；他们有时会拒绝交纳“进入金”，还会捣毁领主的水磨坊；他们会拒绝领主对自己婚姻的干涉；有时会在领主法庭上拒绝接受判决结果。但大多数的农民反抗，规模都非常小，所以只能叫做暴力反抗，不能叫做起义；在中世纪的欧洲，规模较大的可谓是农民起义的事件只有少数几次：821年法里西安农民起义，997年诺曼第农民起义，1024年布勒通农民起义，1075年下萨克森农民起义。
这些暴力反抗，一方面是规模很小，只局限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庄园；另一方面是农民并不空想把领主的统治地位打倒，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而只是谋求减轻一些压榨的程度。也就是说，农民们并不幻想打破当时的关系格局，而只是想让领主对自己的盘剥减轻一些，而且农民们尽量把这种要求诉诸于领主法庭，或国王的巡回法庭，虽然判决结果总是有利于领主。
这和罗马帝国晚期普遍的民不聊生从而导致人们纷纷铤而走险成为土匪海盗，和上每到王朝末期总会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形成鲜明对比。我认为其原因也和中世纪时欧洲上的封建状况有关。
在欧洲封建，对农民们暴力压迫压榨的人是领主；相比于一个国王乃至一个皇帝，领主所统治的农民要少得多、统治的地域要小得多。可以说，领主直接面对隶农。这样，他自己就可以决定对隶农们压榨到什么程度才是恰到好处的——既能充分地搜刮隶农，又不至于使隶农感到难以忍受。大多数领主是理智的，他们会尽量去把握这个平衡点，从而维持住庄园里的秩序。当然会有少数领主残暴凶狠，那就会激起隶农的反抗，但因为一个领主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属于这位凶狠残暴领主的隶农，人数也有限，暴力反抗就只会是小规模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但罗马帝国或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一个个大的统一的政治体，其统治管理集团人数众多、而且分成很多层次。皇帝作为最高层次，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长治久安，考虑的是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因为国家太大，他必须依靠各级官员。和皇帝相比，这些官员会觉得自己只是在为皇帝打工，所以他们不会像皇帝那样，自觉地从整体的、长远的角度考虑，他们之所以不敢过分贪污压榨，只是因为皇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颁布了纪律。但他们又时时受到自己牟利冲动的驱使，或多或少地突破、违反皇帝制定的纪律。他们天然的倾向是更多地搜刮百姓，而且感觉自己属于大的统治集团，所以江山是稳固的，受到压迫压榨的百姓们是翻不了天的，孟子说的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是纯粹耸人听闻。如果各级官员们受自己的这种天然倾向的驱使而行为越来越过分，如果皇帝所掌控的整体纪律逐渐松懈，则会出现大面积的对百姓压榨的加重，从而导致大面积的农民起义。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国家中，统治集团对百姓们的关系，是既压迫压榨，又要有所节制。压迫压榨体现的是一个个统治集团成员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有所节制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两个方面必须保持在一个平衡点上。而欧洲封建时代的政治状况则有助于统治者们——一个个领主——保持这种平衡点。但罗马帝国或中国的历代王朝，因为统一控制的地域和人口庞大，所以很难保持这种平衡。结果就是，越到王朝后期，就越倾向于各个官吏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从而破坏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终造成民怨沸腾，王朝倾覆。
这和一间公司的经营有类似之处。一间小公司，不容易出现浪费现象，也不容易出现雇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损害公司利益牟取个人私利，因为有老板随时直接地进行监督；但一间大公司，出现浪费现象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中高级雇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可能性也大很多。所以，如何既调动中高级雇员们为公司卖力工作，又能健全制度、防止他们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是大公司老板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