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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学的文化品性(1)

2018-03-11 01:50 摘要：教育学的每一环节均渗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从文化视角出发审度教育学，我们就能对中国教育学的根本问题与特有现象形成比较完整而深刻的理解。中国教育学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品性。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性得以建立的基础与前提。中国教育学的独特文化内涵在于其对文化伦理的重视与推崇。同时，我们还要形成文化比较的视野，使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

一、文化缺失：中国教育学的迷思与世纪课题

自教育学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以追寻和建立“科学”的教育学为终极目标。但随着文化学、人类学、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教育学等理论的兴起，人们日益认识到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并不能也不应成为教育学的终极目标。教育学既不是价值中立、文化无涉的，也并非完全普适性、客观性的，“它不是完全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归纳方法或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批判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活动或文化活动”…。教育学的每一环节均渗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均与其所产生的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背景、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文化”视角出发来解释教育学，认为只注意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尚不能触及根本，文化问题才是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教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即“教育学的文化研究”。只有从文化视野的角度审度教育学，我们才可能对教育学‘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学的诸种特有现象与时代问题，对中国教育学的未来趋势与走向，对中国教育学的文化重建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理解。

因此，探讨中国教育学的改革与发展，就必须考察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但纵观我国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寻求教育学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中，在向西方教育学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同时，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联系的文化恰恰是缺席的。文化的缺失正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桎梏。20世纪初，一些学者大量翻译介绍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著作，“五段教学法”成为中国新教育的教学模式基础。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入中国，以其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甚为流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凯洛夫的《教育学》著作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影响了全国，其学术思想与话语体系充斥了当时的中国教育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则又迅速转向美国和欧洲的各派教育学理论，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的教育学，等等。发展到目前，中国教育学似乎成了大杂烩，各种思潮与观念并存，有所谓“德国的教育学”、“美国的教育学”、“前苏联的教育学”等，却唯独难有“中国的教育学”。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学理论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借鉴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淡忘乃至漠视自己的文化，过于迷恋各国的教育学理论，而不屑于及至耻于谈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一全球化确切说是西方化的背景中，中国教育学经受了一次次的“文化失语”、“文化缺失”和“文化误读”的煎熬。

要克服中国教育学无“中国味”的处境，就必须从文化视角追问之、审思之。忽视了中国文化这一根基，我们就总也找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总是困惑我们到底可以向国外的教育学理论学习些什么，就总也不明白中国教育学究竟要解决哪些重要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学，还没有普适性的教育学，任何教育都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文化土壤，教育学就是抽象的，必不能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教育学是一门价值关涉的学科，具有浓厚、不可压抑的文化品性。哲学界近年的文化研究给了我们以启发。中国哲学界率先反思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并引发了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积极回应，“民族话语”、“文化追寻”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教育学者也应着力探讨如何以中国文化为底基，沟通教育学的中西文化，打通中国教育学之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让中国教育学焕发出文化张力，而不能任由“文化迷失”的现象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