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德育演进视野里的中国学校德育(1)(2)
2018-05-20 01:00
导读：（二）在德育的实际运作中，各国都注重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处理“实然价值”和“应然价值”的关系上，无论是多么不遗余力地宣传发扬人类共同
（二）在德育的实际运作中，各国都注重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处理“实然价值”和“应然价值”的关系上，无论是多么不遗余力地宣传发扬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但最后仍强调必须落实在做个“好公民”上。
柯尔伯格（Kohlberg），作为“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论”的杰出学者，提出了道德发展“３个水平６个阶段”的理论，他认为，品德的最高目标是培养超习俗的第六阶段的人，但他仍强调最基本的还是在于培养遵守社会纪律法规、忠于祖国的品质。在实践上，新加坡作为东方社会中极注重德育并取得实效的国家之一，自６０年代以来，其伦理教育大致经历了５个阶段，即：好公民教育→生活教育→公民与时事、生活与成长教育→宗教理想道德教育。最近，根据国民道德素质的实际情况，又重复强调新一轮的好公民教育。由此可见，德育从目标的界定到内容的选择，一般都应站在适当的高度并为未来着想，但在实际施行时却要注意“小步子”原则。这样，既可避免为追求理想而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也不致于只顾眼前而冲淡未来长远的追求。
（三）努力将德育重点从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转移到发展个体的道德思维和探究能力上。
早在３０年代，耶鲁大学的哈兹霍恩就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研究结论：①儿童的品德发展是由道德经验情境决定的；②学校德育对品德教育没有影响。对于前一个结论，不少人都是认可的；对于后一个结论我们应作具体分析。根据国内的大量实际调查至少可以认定：①那种“高大空”的学校德育，由于违背了“最高的价值是最普遍的价值”，因此对学生的品德发展很难发生影响，有时反会给身处社会大变迁的学生带来思想困惑和心理失衡，甚至形成双重人格；②在“应试教育”机制下的学校德育，其主观追求目标往往与客观实际效果大相径庭；③那种一味在课堂上讲解道德知识、背记道德信条的品德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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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后期，世界范围的价值多元化、价值相对论现象日趋突出，道德的不确定性、可变性和相对性引起了德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通过分析研究，对于在当代“如何进行德育”提出了两个发人深思的观点：①道德就其本质来说是个体问题，道德发展是个体理智地思考和选择的一部分，真正的道德成长发生在个体内部；②作为培养学生智慧、塑造学生品格的学校，其任务不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手段使学生服从于一个外在的目的，德育的任务决不止于具体规范的传授，其根本在于道德推理能力和技巧的培养训练。
（四）逐步注重隐性的德育课程，力求在潜移默化中开展育德工作。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起，国际课程理论界开始注意“隐性课程”（Hiddeu Curriculum）的研究和开发。一般认为：隐性课程是既非学校、又非教师所教的东西。从开明的教师、进步的课程以及学校的社会方向中，总有某些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东西无需在课中讲授，也无需在集会中灌输，但学生总会从中学习到他们的生活观与态度。基于这个理论，一些国家学校的德育已经从显性课程转向隐性课程——潜藏在正规的或显性的认识性、活动性德育课程以及其他公共、专业课程之中或之后的德育“课程”，特别是教育环境中体制性和气氛性的德育“课程”。
面对即将到来的２１世纪，东西方都有一个培养跨世纪现代新人的问题，由于社会发展背景及相关问题的趋同性，源于农业文明乃致工业文明的那些德育目标、内容和方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德育的现代变革势在必行，而以上几个德育的现代特性对于当代各国的德育变革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回顾：中国现代德育的道路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对德育的重视经久不衰，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德育在整体上是一种精神统治术。直到“五·四”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然而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真正稳定而成规模的德育根本无从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４０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现代意义上的德育受到种种因素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