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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_政治毕业论文(3)

2013-05-15 20:29 生活》也发表过纪念性的社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
    1926年一些地区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45周年的活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成立了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新青年》也发表了纪念文章。

3. 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0年底，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也进行了“围剿”。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训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中，开列自1929年至1935年间以“共产党刊罪名”而被查禁的有近500种，包括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派遣特务威胁、追捕著译者和出版者，甚至利用暴徒袭击和捣毁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等文化机构。
    广大文化出版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为了摆脱敌人查封，在翻译出版马克思著作时，常常变换译著者的姓名，有时把书的封面加以伪装。出版机构经常使用托名。有时出版机构遭到破坏，就再建立新的出版机构，继续出版马克思著作等革命进步书籍。1927年，长江书店先后在汉口和上海被国民党封闭，1928年他们就在上海建立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无产阶级书店被封闭，他们又成立了华兴书局。
    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然而，在国民党发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以后的两个多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就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单行本。《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仅上海一个地区就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5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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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革命根据地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在此期间，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在这里，党中央和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文化出版工作者仍然想方设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木板印来印制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由于战斗频繁，翻译有困难，中央苏区就组织力量，大量重印马克思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达到100多种。
    5. 抗战期间中共组织和领导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延安是党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党中央于这一天在延安建立了党的第一所马列学院，学院中有一部分同志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中央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央出版发行部出版的马列著作开始用“解放社”名称。
    解放社成立不久就同时出版了革命导师的言论汇编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两套书学习使用比较方便，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欢迎。解放社先后出版多种单行本，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新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等译)、《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1940年)等书。
    1941年5月，解放社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还自己选编并出版了《论马恩列斯》等书。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很差，没有必要的印刷机器设备，印刷用纸也十分短缺。解放社印刷马列著作尽可能用最好的纸张，但是有时保证不了，就用自制的通草纸。
    此外，解放社还出版过著名的多卷本“两大选集”和“两大丛书”，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12种著作；《列宁选集》原计划出版20卷，后来实际出版了 16卷。令人注目的是，解放社在该书出版“序言”中指出：出版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广大的革命战士和一般先进读者，根据列宁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宁学说，以提高自己的政治与理论的水准。原因是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谋求解放底武器——理论与策略。唯有正确地掌握着这一武器，中国革命底胜利，才会有充分地保证。”从这段序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着马列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出版马列著作的一个重点地区。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同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劳动价值说易解》、《论犹太人问题》。后来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中国问题评论集》(1938年上海珠林书店)、《马恩科学的文学论》；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马恩合著的《资本论通信集》、上海南潮社出版了《法兰西内战》；1940年上海北社出版了《论弱小民族》、《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等书。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出版机构，也曾出版过多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统计，抗日战争8年间，我国各地区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超过120种。
    6.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传播工作的组织及领导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许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都先后出版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出版和传播的工作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的。解放社在短短的4年间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其中包括1946年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土地问题》和博古译的《卡尔·马克思》；1948年9月出版的解放社自己选编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1948年11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土地问题理论》；1948年12月出版的何锡麟译的《论国家》；1949年5 月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殖民地问题》；1949年8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何思敬译《哲学底贫困》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