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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科学研究会深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轨道。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先后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时的王学文、王思华、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担任过各研究会主任。这些研究会,既研究理论问题,也研究现实问题,如1939年春成立的由张闻天任指导员、杨松任主任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
四、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当时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进行中国化研究和实践。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延安时期以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陈唯实、杨松及张如心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专题研究。其中,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最早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强调加强对新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培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于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条件,和培元认为研究主体必须有系统地研究史,从哲学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著作,吸取他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艾思奇则强调,研究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当前的实践经验,并与中国传统结合,取得民族的形式。知识分子强调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如陈伯达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解放》、《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的》、《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挖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题研究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l8人发起,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该会对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理论研究干部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该时期以范文澜、何干之、杨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唐国庆等为代表的史学工作者,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从史学指导思想及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及中国特色史学建设作出了贡献。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金灿然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很大成就,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都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尤其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中国通史,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延安史学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推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