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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延安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旧,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该领域代表人物有王亚南、沈志远、陈翰笙、王思华、薛暮桥、王学文等。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何干之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的《中国经济结构》一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关系作了详细说明,该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首次大胆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部代表作。在著作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旧中国经济,给主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正确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该书被认为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后来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此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卓有成效的陈翰笙,写成《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著述,以祥实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五、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
延安时期主要由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两大创作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领袖人物群体主要以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知识分子群体涉及各个领域,如方面的艾思奇、胡绳、陈伯达、李达;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翦伯赞、何干之、吕振羽;方面的周扬、邓拓、柳浞;领域的李达;经济学领域的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两大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知识分子大批到达延安之前,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与艾思奇、柳浞、陈伯达等人通过作品和书信“神交已久”。到达延安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等多个方面。交流方式多样化,包括阅读著述、学术讨论及学习运动等,如与艾思奇探讨哲学,与何干之探讨,与陈伯达探讨古代哲学,与范文澜谈经学等。毛泽东先后与何干之、周扬、潘梓年、萧三、吴玉章、范文澜、周文、萧军、胡乔木、郭沫若等人通过书信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文艺理论问题。1939年1月,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指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
两大创作主体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特别重视延安知识分子出版的有影响的专著,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他看过十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说得益很多;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印此书。对于艾思奇大部分著作,毛泽东在信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也使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思考更加深人,这种交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除了互通书信和学习讨论,他们还通过学习运动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在学习运动中,知识分子主要以“教员”身份参加学习组。例如,由张闻天领导的中央学习小组的成员有毛泽东、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等人,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学习方式是由艾思奇撰写提纲,定期讨论会,最后由艾思奇做。张闻天还领导了《资本论》学习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由中组部部长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坚持5年学习不间断,学习课程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学习首先从读原著开始,第一本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先后学习的马列原著有《共产党宣言》、《与革命》、《从空想到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该学习组除自教自学、互教互学外,也请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经济学、吴亮平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