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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往理论视域中公民文化对社会稳定的正负

2013-07-24 01:05

　　摘要：不同的导致不同的交往行为。公民文化是内化干公民活动中的精神脊髓，具有自发性与盲从性、无组织性，以及可培育性、可引导性、可组织性等特点。公民文化的两重性，对稳定具有正相关和负相关双重影响。不健康的公民文化及其发展会破坏社会稳定，同时公民文化的差异还是城乡差别、贫富差异的制造者。因此，辩证审视、扬弃公民文化的消极因素，积极培育、引导公民文化健康发展，有利于放大公民文化对于社会稳定的正相关影响，积极促进生产关系改革，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论文关键词：公民文化；交往理性；社会稳定

　　一、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关于交往

　　交往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从交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人的社会性，从交往视角研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堪称典范。
　　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在它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唯一途径。任何一个、地区的文明，无一不是依赖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具有发达的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的境地。
　　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都卷人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对于交往的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决不是他以前的或同时代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而且，只有通过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即获得人自身在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发展。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研究交往，而哈贝马斯从合理性的角度规定交往。哈贝马斯把交往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目的性交往，又称作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为着目的而选择一种最理想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的合理行动，主要是指称这种行动。第二种类型：规范调节性行动，是服务于秩序需要而进行的订立契约、调节规范而进行的交往。第三种类型：戏剧式交往，它指行动者在他人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行为。第四种类型：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为媒介的互动。
　　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说中将交往行为进行四分，并赋予每一种交往行为意义以侧重解释世界的不同方面。目的性交往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调节性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戏剧式交往强调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规范调节性交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它影响其他形式交往的成败。在交往行动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交往行动将三重世界纳入人类交往活动的考量范围，因此，它比其它交往形式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
　　在考察交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时，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制于已经生成的文化，也影响文化的进一步生成。公民文化，是一种广泛交往的历史沉淀，它影响公民活动性质、质量、广度和深度。公民活动作为交往的一种形式，它“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的理论，对于理性而全面地重新评价各种不同交往形式的价值，厘清各种不同交往形式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对于认清并解决社会冲突、建构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意义。
　　公民文化本身是形成于内化于公民活动之中的公民参与活动的精神存在形式，它以自身独具的特性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公民活动自身所具有的自发性与盲从性、无组织性与可组织性并存的特点，揭示了公民文化是可塑的、可培育的和可引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