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思考(1)(2)
2014-01-28 01:06
导读：此外，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有利条件还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上是一支重要的一极力量，是本地区甚至整个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
此外，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有利条件还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上是一支重要的一极力量，是本地区甚至整个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为维护本地区的整体利益和各国的正当权益而作出贡献。中国也可以通过东亚合作而借助地区集体的力量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同法、德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常常能够抵制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些霸道自私的做法）。中国与东亚地区各国都处在相同的“汉字文化圈”或谓“筷子文化圈”，有着共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在今天又在共同创造和维护“亚洲价值观”，抵制欧美一直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的、并不一定符合该地实际的“西方价值观”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东亚合作中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上形成的“华人商业网络”的作用。据外国通讯社估计，目前散居于海外的华人华侨约5 500余万，大部分分布于东南亚各国，他们可以在东亚合作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6]。
三、中国参与东亚合作取得的成果
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是随着中国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而展开的。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与印尼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蒙古、越南、老挝等国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同韩国在相互隔绝往来40多年后，终于在1992年8月24日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在中国的毗邻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基本形成”[7]，从而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奠定了基础。1997 年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关系。1998年，中韩双方宣布共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同年，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之际，双方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与中、日、韩的双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1997年底，为解决金融危机，中国参与了首届东亚领导人会议(当时是“9+3”)。该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了实质启动阶段。在1999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同与会各国一起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在2000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上，确立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与合作机制，这是历史上的突破。在2001年，中国和东盟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2002年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而启动了实现自由贸易的进程。根据2002年的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协议，中国和泰国已从2003年10月18日开始率先实行果蔬零关税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方案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2003年10月8日，温总理在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提议，进一步提高双方贸易水平，努力在2005年实现年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实际上已于2004提前完成。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还推动着韩、日等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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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安全和互信方面。中国与东亚邻国为了减少摩擦，消除疑虑，不断采取积极行动来增进合作，增加互信。中国不仅在涉及双方极其敏感的领海、领土争端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上从实际出发，尊重现状，继续实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而且还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以及“与邻为伴，与邻为善”新的睦邻外交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是我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增强双方互信有重要的积极意义[8]。在同年，双方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在2003年10月第7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温总理发表了“全面深入合作，促进和平繁荣”为主题的讲话，并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该条约的签订，“有利于中国东盟关系的深化，有利于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各种争端，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有利于加快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9]。在这次东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还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从而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中日韩三方还签署了由中方倡议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宣言》，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框架、原则和方向，它将[LL]有力地促进三国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展，有利于推动东亚合作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展中可以看出，这种进展不仅表现在逐步建立了许多较为完善的进行合作的运作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合作的领域已经由最初的经济、金融合作逐步向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扩展。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地区各领域的合作，实际还起到了推动者和带动者的角色。比如正是由于中国率先与东盟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作为东南亚区外第一个大国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举措，推动了日韩等国也纷纷仿效中国与东盟的做法，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向前迈进。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中国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所起得的进展，不仅体现在促进了地区一体化的建设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极大地争取和团结了周边各邻国。即便是与美国建立了双边同盟关系的一些国家，也在立场上与中国逐渐靠近，这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成果。
首先看韩国的变化。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的两个最重要的亚洲战略盟友日本和韩国尤其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首次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 同时,日本的对华出口增加了39.3%。中国现在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①。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韩美同盟”正从量变到质变，五十年的同盟关系岌岌可危，而中韩历史上的千年同盟正在恢复之中。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美国正在失去韩国”②。
至于日本，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成为日本经济的救世主，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实现的。日本的《每日新闻》认为日本外交将走向“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日本将由“追随美国”转为“重视中国”③。这篇文章的判断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深，两国将更加重视双方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正所谓“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澳大利亚方面，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2003年，不仅中国已赶超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而且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它对美国的出口。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现在是澳第三大贸易伙伴，并有可能在5年内取代日本成为澳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将迅速成为澳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将取代日本成为澳与亚洲的主要联系国。因此，“在霍华德看来，亚洲就是中国”。该报文章说，在1973年中澳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后多年，许多澳大利亚人仍把中国视为“红色中国”。但是随着中澳之间贸易的增长(这是澳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澳政府急于修改其外交政策。在2003年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胡主席在澳受到了更热情的欢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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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看东南亚国家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在2004年已突破1 000亿美元。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广泛地增强，此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未来是属于中国的，新一代政治和商业领导人现在正把赌注押在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崛起上。马来西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新的所长说，中国需要地区友谊，我们也需要地区友谊。中国需要时间来发展他们的经济，我们也需要时间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中国需要保护自己，使之不受美国的威胁，我们也是这样②。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地区主义政策的实施，以及地区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由于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共同发展），这些国家与美国联手威胁中国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就连美国人也认识到了。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说，“中国已经以它自己的贸易协议搅乱了华盛顿(在东亚地区)实行的政策，权衡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和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孰轻孰重，正成为美国的盟友们面临的当务之急”。并举例说，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就职前访问台湾，中国对其提出斥责，并将把推迟与其贸易谈判作为惩罚，这任新总理在8月份的首次重要演说中急忙重申了新加坡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表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澳在是否加入美国的行动的问题上将有很大保留。“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比如泰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已经与中国立场一致。”②如此看来，中国通过参与地区一体化，采取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来实现本国和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崛起的战略途径是奏效的。由此，我们不妨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付出了无数的流血牺牲和经过艰辛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略，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必须紧紧抓住土地问题，发动和争取农民阶级。以之为借鉴，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得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合作，采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如此，它还将惠及地区邻国，最终惠及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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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简·珀莱兹，《来自中国的访问使布什的澳大利亚之行黯然失色》，《纽约时报》2003年10月25日。
② 简·珀莱兹，《北京之星在亚洲冉冉上升》，《纽约时报》200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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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宋子玉 於全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