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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之,夺取政权和时代主题转变是建设性功能大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但时代主题转变是一个过程,具有渐进性和一定时期的模糊性、受制性、变易性。不只是新中国“前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有重大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党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也有重大发展,比如苏联的党领导搞了主义集体化和化,领导建设了苏联强大的国防力量。但为什么新中国“后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较之上述两次的理论成果都更加辉煌呢?这是由时代条件决定的。夺取政权只是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大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则是时代主题转变。不要说“二战”前的苏联还处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就是新中国“前30年”,时代主题转变也基本未实现(其后期时代主题转变虽已初露端倪,但却模糊变幻,难以确认)。这是弄清新中国“两个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发展之相互关系,为什么说“后30年”理论成果更加辉煌,以及弄清邓小平之不朽功勋的一个关键。
时代主题转变是一个过程。“二战”结束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处于冷战和对峙状态,但双方均无力再打一次世界大战,各国人民也都迫切需要和平,恢复和发展,改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国际关系上一直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得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拥护与好评。随着和平力量的增长,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才逐渐摆脱霸权主义和战争势力的制约,逐渐成为时代主题。这里有个重要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探讨,即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转变的?有些同志根据邓小平1980年初说过“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便认为邓小平认识到时代主题转变是80年代中期的事。
笔者不认同这种过于拘泥于这句话而无视邓小平思想发展的内在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的看法。诚然,“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邓小平于1985年正式提出来的,军队建设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亦即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也是这年正式作出的。但邓小平在时代主题转变、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上做出新判断并付诸实践的实际时间,可以追溯得更早。1975年后,邓小平多次指出,大仗五年、十年打不起来,至少本世纪打不起来,后来他还说过,可以预见下世纪三十至五十年是个和平局面。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还强调:“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可见,至少1978年,邓小平即已敏锐地、果敢地把握住了时代主题的转变,并实际地开始了指导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否则,1978至1985年间我国和我军的改革实践便不可理解了。当然,在时代主题转变、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样至为重大的问题上做出新判断,邓小平和党中央是慎之又慎的,是经过至少七八年的认真观察,同时指导军队做了必要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与过渡,才正式提出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此前这个思想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开始用以指导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实践。
总起来看和总起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敏锐地果敢地把握住时代主题的转变,不仅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附带说一下:《邓小平文选》第1卷收录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发生前、包括建国前邓小平的著作,其中虽然不乏精湛的思想和重大的理论创新,但大致说来,仍可将它们纳入毛泽东思想范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收录的是1975至1992年邓小平的著作,亦即邓小平理论萌发、形成和臻于成熟时期的著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初将邓小平理论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笔者认为,这个提法值得玩味,可用它佐证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邓小平发展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
(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地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深刻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以一系列重要新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
(七)科学发展观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发展与怎样发展已成了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总钥匙”。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的内外形势和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